本报记者　魏然　董卿

    他们是一个户籍身份为农民，职业身份为工人的特殊群体；他们经常面临着经济待遇不公平、政治权利难行使、社会保障难落实等诸多问题的困扰。因金融危机的冲击，他们当中有 2000多万人从城市再度回到农村。

    经济不景气条件下的农民工，如何再次就业？参加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的委员们纷纷献计献策。

    走出国门

    “扩大投资和拉动消费是我国保增长的最重要手段，但是，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工厂的倒闭带来的农民工失业返乡问题，却不是在短期内所能解决的。”住鲁全国政协常委、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李德强的办法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走出去”。

    李德强认为，作为外汇储备第一大国，将一部分外汇资产转化为海外投资，选择高收益的产业开展资本输出，让我国农村的部分剩余劳动力伴随中国农业企业“ 走出去” 战略走出国门，是减少国内就业压力的理想选择。

    李德强说，我国有很多农业企业和农业技术开发公司，在国内受到土地资源的限制，不能大规模实施农业机械化耕作。国家应该对其增加金融支持和信息服务，鼓励走向非洲和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在海外开展农业开发和国际农业经济技术合作，农村剩余劳动力便可以在这个战略下走出国门。

    返乡创业

    住鲁全国政协常委张承芬认为，鼓励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既有可能性，又有必要性。她说，经过多年的打拼，农民工们已拥有了一定的创业观念，见到、学到了城市人对待生活、工作、创业的思维观念；同时，还积累了一定的资本，掌握了一些职业技术。“这都为创业提供了可能。”

    农民工返乡创业，对于三农发展、我国城镇化进程、可持续发展都十分必要,应该让农村重新“吸纳”农民工。“不过，这个农村应该是，农民能像城镇劳动者一样享受到创业培训、后续服务补贴、创业孵化补贴、 税费补贴以及融资贷款等政策的农村，能得到平等公共就业服务的农村。”张承芬说。

    城乡拆篱

    住鲁全国政协委员、山东泰山体育产业集团董事长卞志良认为，从长远来看，让农民工顺利就业还得取消二元户籍管理制度。

    一提“ 农民工” ，卞志良就认为这是一个明显地带有轻视贬低意味的称呼。“ 在一个文明的社会制度下，应该强调的是劳动者的贡献、技能和敬业精神，应该把‘农民工’这种称呼去掉，今后政府公文不要出现这样的词汇，同时要求新闻宣传等部门，也不再使用‘农民工’这个不伦不类的字眼，这样既伤害了广大农民的感情，也不利于缩小城乡差别，与构建和谐社会也是不相称的。”

    卞志良建议，打破藩篱，打破地域界限，形成全国户籍随人流动的新户籍管理体制。同时，改革二元劳动力市场，让流入城市的农民同城市居民一样，在市场经济规则下自由流动和择业。

    （本报北京3月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