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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的“三和一少”

 

    王稼祥的“三和一少”
    三年困难时期,也是中国对外援助最踊跃的时期之一。1962年,在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王稼祥提出了一系列稳妥务实的对外工作主张,包括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结果被批判为“三和一少”,王稼祥被迫搬出了中南海。一次防“左”纠“左”的尝试失败了。
   1962年,王稼祥上书的那些信及文件,至今没有完全公布。他曾教导属下工作人员,天下事有些是办不到,而且不该办的,而要制止、特别是纠正来自“上面”的“左”的东西是很难的。结果不幸而言中。
  王稼祥写建议信有一个推动力,那就是1962年初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王稼祥深受鼓舞,他在建议信结尾处加上了这样一段话:“啰啰嗦嗦写了一大篇,可能毫无参考价值,只是打扰你们。但既然有这些想法,就写出来,即使是完全错误的,想你们也不会责备和见怪。”这样谦恭的行文仍然引发了复杂的结果。
  据王力回忆:“当时毛主席掰着指头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毛泽东是受到了陈毅小组发言的启发,在批判右倾的大环境中,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联系外交领域,说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他认为,同美苏和印度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对外援“要算政治账”,还要更多地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但他基本认同1960年以来的调整缓和的对外政策,认为斗争是“非常必要的”,但“都是有分寸、有约束的”。毛泽东对陈毅的发言显然很赞赏,在简报上批示“可看,很好”。
  而“三和一少”的即兴发言最终被想插手中联部工作的康生利用了。朱仲丽在《毛泽东与王稼祥——疾风知劲草》一书里记载,“他到处煽风点火,说中联部的错误都是由王稼祥那封信引起的,那封信的要害是提出了‘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康生更将“三和一少”,发展为“三降一灭”,还写进了九大的政治报告,即“投降帝国主义、投降现代修正主义、投降反动派和消灭民族解放运动。”而与之针锋相对的是“三斗一多”,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民族解放运动。
  被扣上修正主义帽子的王稼祥及时找到毛泽东当面认错,毛泽东叫他在什么范围内讨论的,就在什么范围内谈谈。尽管一再检讨,“三和一少”还是和“三风”一起被列入重点批判对象。毛泽东将当时对“大跃进”的否定概括为“三风”,即“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他曾多次说过,修正主义就是对外搞“三和一少”,对内搞“三自一包”。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三斗一多”战胜了“三和一少”。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提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我国的对外援助也达到了新高。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张郁慧在其论文《中国对外援助研究》引述,进入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曾几次主张大幅增加中国的对外援助。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提出对巴基斯坦的援助要由原来的2亿元增加到5亿元。而1973年,中国对外援助数额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当年对外援助支出达到55.8391亿元人民币。曾经任中联部部长的朱良在《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一文中,亦描述了当时的对外援助金额之大:“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
  1979年,中央为所谓 “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通报指出:“建国二十多年来,根本不存在一条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修正主义路线。中联部的工作和其他外事部门一样,执行的是中央的路线,重大决策都是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定的。工作中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中联部的干部和群众是好的。”

 

孙世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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