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这个汽车社会的后来者，如果我们的刑法继续对酒驾袖手旁观，那便意味着国民将为此付出更加惨重的生命代价，这不符合国家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
把酒后驾车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视为犯罪，尽管有不同的意见，但基本已是主流民意，我们是持赞成态度的。
理由很简单，酒驾已不是个别现象，已成为汽车社会背景下危害公众生命安全的大问题，对此，刑法如果不做出必要的回应，就无法满足我们对公平正义的期盼。在汽车社会快速到来的背景下，一般性的说服教育、一般性的警示，已经很难迅速遏制大面积出现的酒驾现象。常识告诉我们，人们的大多数行为，尤其是那些社会性的行为，主要是由一个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塑造的，也就是说，只有现实的政治法律制度，才是改变和塑造人们行为习惯的最后力量。要改变类似酒驾这样的积习，看得见摸得着的法制力量是效率最高的手段。
如果我们不能尽快修改刑法遏制酒驾，那我们只能等待随着血的教训的日积月累，人们的理性能慢慢成熟起来，酒驾行为会慢慢减少，但这将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当汽车社会飞速来到眼前的时候，这种等待的代价太大了！欧美和日本的汽车文明发育了上百年的时间，这个发育的过程，不是在自然状态下进行的，而是有国家力量参与的；那些汽车文明先进的国家，都有严格的法律制度惩罚交通违法行为，比如日本的法律对酒后驾驶近乎“零容忍”。对中国这个汽车社会的后来者，如果我们的刑法继续对酒驾袖手旁观，那便意味着国民将为此付出更加惨重的生命代价，这不符合国家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
今天的刑法文本中关于交通肇事等方面的条文制定的时候，中国还没有进入汽车社会，汽车进入家庭似乎还没有人敢想，就是想，也只是极少数人的事。多少年前，谁能想到如今中等收入者已成了汽车消费的庞大群体，开车上下班，双休日开车出游？法律制度及时回应社会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应该是符合法理要求的。况且从本报的调查看，酒驾入刑确已是主流民意，及时启动法律的修改，也是对民意的尊重。
有专家说，超速行驶、吸毒后驾车等，比酒驾的危害甚至还大，因此，在刑法中单列“酒后驾车罪”这个罪名不合适。其实这只是个技术问题，是使用这个罪名，还是用其他的表述涵盖这种罪名，相信法学精英们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关心的不是这些技术问题，而是酒驾者是不是只有等到撞死了人刑法才去过问。
普遍遵守公共生活规则这种现代公民品质的发育，离不开健康的法律制度环境，这就是我们支持“酒驾”入罪的理由。
把酒后驾车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视为犯罪，尽管有不同的意见，但基本已是主流民意，我们是持赞成态度的。
理由很简单，酒驾已不是个别现象，已成为汽车社会背景下危害公众生命安全的大问题，对此，刑法如果不做出必要的回应，就无法满足我们对公平正义的期盼。在汽车社会快速到来的背景下，一般性的说服教育、一般性的警示，已经很难迅速遏制大面积出现的酒驾现象。常识告诉我们，人们的大多数行为，尤其是那些社会性的行为，主要是由一个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塑造的，也就是说，只有现实的政治法律制度，才是改变和塑造人们行为习惯的最后力量。要改变类似酒驾这样的积习，看得见摸得着的法制力量是效率最高的手段。
如果我们不能尽快修改刑法遏制酒驾，那我们只能等待随着血的教训的日积月累，人们的理性能慢慢成熟起来，酒驾行为会慢慢减少，但这将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当汽车社会飞速来到眼前的时候，这种等待的代价太大了！欧美和日本的汽车文明发育了上百年的时间，这个发育的过程，不是在自然状态下进行的，而是有国家力量参与的；那些汽车文明先进的国家，都有严格的法律制度惩罚交通违法行为，比如日本的法律对酒后驾驶近乎“零容忍”。对中国这个汽车社会的后来者，如果我们的刑法继续对酒驾袖手旁观，那便意味着国民将为此付出更加惨重的生命代价，这不符合国家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
今天的刑法文本中关于交通肇事等方面的条文制定的时候，中国还没有进入汽车社会，汽车进入家庭似乎还没有人敢想，就是想，也只是极少数人的事。多少年前，谁能想到如今中等收入者已成了汽车消费的庞大群体，开车上下班，双休日开车出游？法律制度及时回应社会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应该是符合法理要求的。况且从本报的调查看，酒驾入刑确已是主流民意，及时启动法律的修改，也是对民意的尊重。
有专家说，超速行驶、吸毒后驾车等，比酒驾的危害甚至还大，因此，在刑法中单列“酒后驾车罪”这个罪名不合适。其实这只是个技术问题，是使用这个罪名，还是用其他的表述涵盖这种罪名，相信法学精英们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关心的不是这些技术问题，而是酒驾者是不是只有等到撞死了人刑法才去过问。
普遍遵守公共生活规则这种现代公民品质的发育，离不开健康的法律制度环境，这就是我们支持“酒驾”入罪的理由。
余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