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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垮北川自杀官员的最后稻草

2009-04-20 15:58:54 作者: 来源:南方网 【浏览字号:

压垮北川自杀官员的最后稻草

在绵阳永安安置点,在地震中失去女婿的王明洁一家5口人生活在一间板房里。失去亲人和生活压力积聚,是大多数北川家庭震后共同的阴影。 本报记者翁洹/摄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柴会群

选择死亡的董玉飞是震后北川基层干部的一个缩影——在媒体眼里是抗震救灾中的英雄,在领导眼里是灾后重建工作的骨干,在群众眼里,是国家干部。而事实上,他们同样是在这场大地震中与别人并无分别的灾民。

失去儿子的伤心,左支右绌的生活,夫妻聚少离多,父母无暇照顾,除了沉重的工作压力,这些都构成董玉飞自杀的原因。而这些伤痛,与干部身份无关,实为震区普通灾民正在承受之伤痛。

在大地震的阴影下,董玉飞之死,不仅是一个北川干部之死,更是一个震区灾民之死。

尽管之前没有发现任何征兆,但董玉飞之死显然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10月3日,他以一种被警方认为极为“专业”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并非上吊身亡,而是借助一张不到一米高的床和一根棉绳,将自己勒死。这个身高一米八的壮汉如何做到这点,至今让不少朋友深感困惑。惟一能肯定的是,“他当时是下了决心的”。

死前,董玉飞身兼三职:县农办主任、救灾办主任和后来成立的农房建设办主任。

10月3日,因前列腺炎到绵阳住院治疗后,董玉飞返回安昌镇北川县政府临时驻地。董玉飞先去了设在综合办公楼的农办办公室。当时只有下属曾国和在,曾正在打电话,董玉飞笑着向他招了下手,随即离开。

之后董玉飞又到了设在另一座楼上的农房办,和那里的值班人员见面,并从桌子上拿了一份灾后农房建设情况的报表离开。

下午三点左右,曾国和接到董玉飞之妻李照电话,说找不到董玉飞,曾国和随即赶到农办租住的那所二层楼房。李照正在打董玉飞的电话,铃声却从房间里传出来。

二人都没有钥匙,李照从房东家找了个梯子,从窗户里钻进董玉飞的宿舍。

在下面扶着梯子的曾国和,随即听到李照的哭声。

董玉飞为何选择死亡?此前官方解释与媒体报道,均将注意力投向董玉飞的干部身份,而南方周末记者发现,除了沉重的工作压力,被地震撕碎的家庭和左支右绌的生活,更是董玉飞无法承受之重。

在大地震的阴影下,董玉飞之死,不仅是一个北川干部之死,更是一个震区灾民之死。

被忽略的“特殊灾民”

“在灾民眼里我们是干部,在领导眼里我们是干活的,谁都没把我们当灾民看”;“生活对我而言已经失去了乐趣,活着只是因为身上的责任”。

“5·12”地震发生瞬间,董玉飞和绝大多数北川县城居民一样,变得一无所有。不过,由于是农办主任,对于董玉飞遗书中提到的“生活压力”,多被外界解读为系指儿子遇难一事。在外界看来,身为农房办主任的董玉飞,在基本生活上不会有问题。

不过在一位同事看来,情况并非如此,董玉飞和普通干部一样,震后一直艰难生活。

地震时,北川农业局副局长赵其洲恰在杭州出差。他于16日返回,因熟悉关内地形,北川抗震指挥部派他和董玉飞为前来支援的部队带路。这是他震后第一次与董玉飞见面。据他回忆,当时看到董玉飞时吓了一跳,因为人“变形了”。

和部队一起吃饭时,董玉飞端起碗,忽然间流下了泪。“他跟我说,这是地震后吃的第一口热饭,喝的第一口热水。”赵说。

地震之后,北川农业局的临时驻地和抗震指挥部一起在任家坪。当时各单位自谋生路,农业局从农民那找了一口大锅,一位个体户捐了许多洋葱,于是天天吃洋葱煮方便面,“后来撒的尿都带洋葱味。”赵其洲说。

曾国和地震中被埋了四小时,爬出来后送到绵阳,结果医院不收,因为他的伤太轻了,医院需要先收治重伤员。曾国和自己抹了点消炎药,然后被派到九洲体育馆帮助安置灾民。结果工作两天下来没人招呼吃饭,厚着脸皮去问工作人员要,结果对方说饭是给灾民的,你是干部,没有。“5·12”地震中,北川干部和县城居民一样损失惨重,公务员遇难比例达20%以上,幸存者仅有的财产往往就是一身衣服。不过,由于特殊的身份,地震后他们身份尴尬,“在灾民眼里我们是干部,在领导眼里我们是干活的。”北川某乡一位副乡长说,“谁都没把我们当灾民看。”

据北川多位干部介绍,地震之后,北川一度要求,公务员家属也不能领取各种救灾物品。6月中旬,因北川原农办主任地震中遇难,董玉飞从农业局调至农办当主任。不过工作任务虽然重了,生活却一样艰苦。

据曾国和介绍,董玉飞虽为农办主任,但工资实际比他还要低。每月只有1400元。与妻子李照的工资加起来,不过两千多元。而吃饭一天一人至少要二十多元。董玉飞虽然配了车,但一向公私分明,周末到绵阳从来都是自己买票乘车,一来一回就是二十元。加上灾后许多生活物品都需购置,董跟多数北川普通公务员一样经济上捉襟见肘。

北川临时政府转到安县安昌镇后,由于各单位都要租房办公,致使房租爆涨,价格之高甚至超过了绵阳市区。迄今为止,多数北川公务员仍因经济拮据而过着“集体生活”,夫妻双方尚不能住在一起。

董玉飞亦是如此。其自杀所在地,是农办9月份刚分给他的一间房,此前一直和司机合住一间,既当宿舍又当办公室。妻子李照则住农业局租住的另一所民房里,和两个女同事合住一间。

出事前一个月,负责农办后勤的刘开曙刚给董玉飞安排了他自杀所在的那间宿舍。刘是好意,想这样会方便董玉飞与妻子团聚。此前,因为宿舍紧张,董一直和司机两人合住一间。刘开曙回忆,董玉飞在这间屋子里,经常把门关上,一个人看报写东西。而因为工作关系,董玉飞妻子李照一直没能住过来。

“如果不给他安排那个单间,继续和司机住在一起,他不那么闷,也许不会出事。”事发后,刘开曙经常为此自责。

北川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地震前相当一部分在绵阳买了房子,某种意义上,他们成为这次灾难中的幸运者。不过,董玉飞虽工作多年,但由于多在农口,一直没有能力在绵阳市区买房。据李照说,就在国庆节前,她还曾跟董玉飞提过,想在绵阳市区租一套房子,过上正常生活。

董玉飞的下属曾国和地震前刚刚在北川买了一套房子,为此负债15万元。地震之后,一无所有的曾国和除了要供本硕连读的女儿读大学,还得照料年过八旬的父母。重压之下,曾国和晚上常对妻子垂泪。“生活对我而言已经失去了乐趣,活着只是因为身上的责任。”

与如火如荼的农房建设工作不同,北川城镇居民的住房——自然也包括公务员住房问题至今未推出具体政策。

曾国和估计,受地震影响,北川公务员当中,可能要有三分之一的人今后永远无法恢复震前的生活水平。 

编辑:王晓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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