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初，举国伤痛之际，可是有不止一家媒体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地报道章子怡募到50万、100万、500万乃至700万美元的善款呢。
《2012》让我十分意外的一点，是片中居然没有设置记者的形象。
不是么，一向以来，在西方的影视、小说中，凡是涉及到公众利益的大小事件，总是有记者的身影活跃其中。他们永远是机敏精悍到近乎咄咄逼人，善于发现线索，不屈不挠深入，顶着压力进行“独立调查”，最终写出石破天惊的“独立报道”，一如《总统班底》一片中罗伯特 雷德福和达斯汀 霍夫曼所扮演的揭露“水门事件”的那一对记者搭档――鲍勃 伍德沃特与卡尔 伯恩斯坦。
也许真是势转时移了吧，最近章子怡的“戛纳捐款门”(我不想采用媒体上流行的“诈捐门”一称)事件中，似乎以往的“记者”与“读者”的关系颠倒了过来，是普通网民变身成为伍德沃特和伯恩斯坦，在不断发现疑点，在通过各种途径搜集线索，而诸家媒体仅仅是“围观”，或者说，像是在对网民们的追踪调查进行“实况报道”。媒体报道不知何以偏爱一个模式，就是一上来先说“在‘泼墨门’后，又有网民开始质疑……”之类，然后要么联系章子怡或者她的经纪人纪灵灵，请教当事人的高见；要么向法律专家、社会学者乃至公关危机行家进行咨询，谈一些建立在“假设”之上的意见。
一度让关注“戛纳捐款门”的网友哗然的是，一些媒体甚至在“实况报道”时都没有搞清所报道的内容，说是网友质疑章子怡声称捐款100万人民币，结果只捐了84万。网友们在各个帖子里反复申明，没人追究章子怡私人捐款的细节出入，至少这不是重点；大家真正疑问的是，章子怡以汶川地震之名在戛纳两次募捐，后来又在纽约募捐一次，而所得善款在此后的21个月居然下落不明，到目前为止一分钱都没有用于震后救助――那是别人的善心呀。
这一事件连日以来头绪纷呈，说来不缺足以激发记者们的新闻敏感的线索。比如网友们发现善款下落不明之时，曾经议论“向有关部门反映”，接着就发现所面对的问题是，“有关部门”是谁？网友们总结道，这件事是以救助中国灾民的名义，在法国戛纳向多国人士募捐，事后在美国纽约注册了基金会，但似乎是把善款汇到了美国加州，也许正是如此充满空间差和时间差的操作过程，造成了一年多来“三不管”的局面。作为全球化时代的现象，这难道不是一个很有典型性、值得探讨的新闻素材？媒体报道完全可以从此类角度切入，做一点深度的调查与分析。
最新的闹剧式情节，是出现了一个“关爱儿童组织”的声明，宣布章子怡基金会将在不久以后把40万美元交给这个组织，用于在四川德阳建设一个“培训和资源中心”，而纪灵灵随之宣布，章子怡基金会募捐到的全部善款就是这40万美元。事实上，章子怡无权挪用地震捐款于其他慈善项目，更何况网友从美国的监督网站上查到，章子怡基金会已于2009年5月过期。然而更惊奇处在于，网友们对章子怡所说的“关爱儿童组织”――Care for Children，简称CFC――加以调查，发现这家机构的官称是“英国关爱儿童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其网站采用代表企业、商业机构的“.com”域名后缀，而没有采用非营利机构的“.org”后缀。同时，尚有一家同样名为“Care for Children”的英国官方慈善机构，但已经答复与“英国关爱儿童有限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此时又有网友翻查出来，时尚杂志《Elle》法文版在2008年6月号关于章子怡的一篇采访中明确提到，她在戛纳组织的“晚会”是为中国红十字会募集资金！
然而，网友所做的这种种调查本该属于媒体的职责吧？想当初，举国伤痛之际，可是有不止一家媒体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地报道章子怡募到50万、100万、500万乃至700万美元的善款呢。时至今日，就是为了对当年消息的轻浮失实进行弥补，这些媒体难道不应该认真地就“戛纳募捐门”事件进行一下“独立调查”和“独立报道”么？
不久前上映的好莱坞影片《国家要案》，用长长的片尾展示了一份报纸从排版、印刷到摆上报亭的整个过程，似是在为网络时代纸质媒体的命运惆怅，又像是在向这一现代文明的标志与载体致敬。以西方报纸一路走过的历程，倒也当得起这份敬意。（作者:孟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