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刺客古都行踪

2011-10-08 16:52:00     作者: 彭俐    来源: 重庆日报  我要评论

关键词: 汪精卫 吴樾 北京官话 丰泰照相馆 古都北京
[提要] 清朝历史上没有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的先例,但是清廷却有唯一的一次例外:1911年11月6日,大势已去的朝廷,被迫宣布释放汪精卫与黄复生。

  百年以前,推翻满清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虽爆发于武昌,而发其先声者则在古都北京行刺。 当时,革命党人吴樾、汪精卫,就曾先后策划、实施两起针对清朝重臣以及摄政王的暗杀行动——

暮色中的银锭桥。

▲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本文图片由彭俐摄

  虽说“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但吴樾(1878—1905年)和汪精卫(1883—1944年)却是典型的江南才子。吴樾,安徽桐城人,毕业于保定高等师范学堂,与同乡陈独秀为莫逆之交,曾创办两江公学并参与主办《直隶白话报》;汪精卫,广东佛山人,曾作为官费生就读于日本政法大学,为《民报》主编、《中兴日报》主笔,其时文名远扬。

  应该说,吴樾、汪精卫称不上是职业杀手,既非训练有素,遑论身怀绝技?行走在京城雷雨交加、沧桑如梦的街巷,眼前放映惊险悬疑的谋杀恐怖片,那是活生生的历史,演绎传奇故事。

  正阳门火车站

  “掷向清廷第一弹”

  1905年的中国,发生了许多事情。

  年初,驻守旅顺的俄军向日军投降;东京中国留学生举行会议,敦促清政府实行立宪制度。稍后,写下诗句“寸寸河山寸寸金,刳离分裂力谁任”的黄遵宪去世;年仅20岁、著有《革命军》一书的邹容死于监狱。接着,袁世凯向朝廷奏请筹款自造“京张铁路”;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年中7月,当中国人首次尝试拍摄第一部影片时,就在谭鑫培主演《定军山》的拍摄地——大栅栏丰泰照相馆不远处,比影片情节更生动的暗杀行动,将发生在正阳门火车站的车厢内。

  9月24日,秋高气爽。

  吴樾前晚与朋友们畅饮一回,却未耽误第二天早起。他从乡音稔熟、号称“京城第一会馆”的安徽会馆(一说城内桐城试馆)走出,直奔当时中国第一大火车站——正阳门火车站“送人”。

  正阳门车站,1500平方米的候车大厅人群拥挤,为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送行的官员蜂拥,站台上更是岗哨林立。为“预备立宪”特意挑选出洋的五大臣中,有镇国公载泽、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与商部右丞邵英。

  吴樾前来行刺,因他认识到清廷之立宪,乃为一场骗局,用以缓和革命党人的攻势,并试图挽救大厦将倾的危势,与以往一样,仍是在“假文明之名,而行野蛮之实”。

  正值中秋节前后,他腰间揣一枚自制的烈性炸弹,如同礼品盒装满精致月饼,闲庭信步、镇定自若像走访自己的亲人一般。

  按照事先精心准备,他一身朝廷侍卫装束,进了大厅,上了站台,混入五大臣乘坐的专列车厢。

  只可惜,吴樾平时只顾练习刺杀的专项技术——射击、格斗、引爆炸弹,却不曾留心学习语言——北京官话,并为此付出了代价。

  狭窄的车厢通道内,一位伶俐的清官侍从拦住吴樾,不过随随便便地问了一句:

  “欸,兄弟,您是哪位大人的跟班?”

  吴樾也若无其事地应对:“泽爷!”

  称镇国公载泽为“泽爷”,乃是地道的京腔。这原本不会有什么破绽,但是,27岁的吴樾自从离开皖中家乡后,多年在保定求学、教学,口音中有深厚的安徽腔引起了怀疑。他忽略了五大臣的随从,都是说官话即北京话的。

  眼见几个清兵相互召唤,围拢上来,情急之下,吴樾掏出自制炸弹引爆。

  这土制炸弹与宋代“霹雳火球”相比,威力自然要大百倍,但是引爆装置却未见先进,既没有定时器,更没有遥控器、感光器,只能用明火点燃。这就意味着燃爆者与被炸者将同归于尽,对此,吴樾比任何人都清楚。

  当吴樾用火柴点燃引信时,列车开始启动。他正要将炸弹向五大臣的座位投掷,无奈车厢猛然间一晃,炸弹不慎落地。轰然一声巨响,所有清廷在场官员,人人惊恐万状。

  五大臣中,邵英伤得重些,戴鸿慈与端方只受了点儿轻伤,余则无甚大碍。

  距离爆炸点最近的吴樾本人,为了他推翻满清封建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家的理想,为“唤醒大众,起而救亡”的革命目的,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革命党人、鉴湖女侠秋瑾悲吟《吊吴烈士樾》:“皖中志士名吴樾,百炼钢肠如火烈……爆裂同拼歼贼臣,男儿爱国已忘身……前赴后继人应在,如君不愧轩辕孙。”

  小他一岁的挚友陈独秀,怆然题诗《存殁六绝句》:“伯先京口夸醇酒,孟侠龙眠有老亲。仗剑远游五岭外,碎身直捣虎狼秦。”诗中“伯先”,即赵伯先,是吴樾好友、革命党人。

  孙中山先生慨叹:“爰有吴君,奋力一掷。”

  什刹海上银锭桥

  反清志士埋炸药

  汪精卫生平中最重要、最为人称道者,便是他在20世纪初期,作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同盟会的上层骨干,抱定必死之心去谋刺摄政王载沣的壮举。

  与反清志士吴樾搞暗杀时的年龄相仿,要刺杀摄政王载沣的汪精卫也是27岁。其革命激愤之诗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曾一时在神州大地上广为传诵。

  1910年的春天,汪精卫来到银锭桥,肯定不是为踏春而来,也不是为与女友约会,而是另有玄机。

  行前,他在写给孙中山先生的信中表明心迹:“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人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

  在京城行刺也不容易。

  原本汪精卫等想要刺杀的,是庸碌无为且贪贿无厌的庆亲王、军机大臣载劻。但载劻狡诈,深居简出,禁卫森严。后又将载洵、载涛两个贝勒锁定为目标,计划在他们出访欧美归来时出手。不巧,当日火车站头戴官帽的人太多,汪精卫和黄复生拎着装有炸弹的皮箱转圈儿,寻不到要寻的“仇家”,又不能伤众,只好作罢。

  最后选择的谋刺对象载沣,可谓当时清廷的头号人物,行动风险与难度也随之加大。

  汪精卫计划事先将“铁西瓜”埋在银锭桥下,由汪精卫一人设埋伏,等载沣的车马仪仗经过时引爆。前夜埋雷的活儿,交给制弹专家喻培伦和黄复生;留一夜清静,给准备赴死的汪精卫和死追汪精卫的同盟会女会员陈璧君。

  谁知当夜(3月31日),银锭桥边一住户妻子与人私奔,恼怒的丈夫出来追寻,忽然发现桥下有人影(喻培伦)晃动,怀抱一物(铁西瓜),误以为是抱着他的老婆,于是跑去报官。刚刚埋好的炸弹就这样被赶来的巡警发现。

  侥幸逃脱的喻培伦、黄复生,告诉汪精卫事情败露,劝其马上离京躲避。汪精卫则说,京城之大,冤仇之多,谁知炸弹是何人埋下?不必多虑,等等看看!

  果然,第二天报纸新闻报道:歹徒于银锭桥下埋雷,系针对常由此经过的摄政王,盖因清廷内部势力倾轧、篡权阴谋所致。不久,又有新闻爆料,埋雷者已被抓获。

  清廷立宪没有诚意,督促警察办案却颇有效率。先用缓兵之计,发布虚假新闻,麻痹汪精卫等革命党人,再从“铁西瓜”上一颗螺丝钉开始排查,查出其由骡马市大街鸿泰永铁铺制作,是“守真照相馆”老板订做的。

  4月16日,汪精卫与黄复生在照相馆被捕。

  清廷早已悬赏10万两白银换取汪精卫人头,此番加上谋刺摄政王的重罪,想必会被判处死刑。然而,在举国关注的这一惊天大案中,汪精卫与黄复生竟然被从轻发落,免除死刑,只被判处无期徒刑。

  毕竟,历史已临近1911年辛亥革命的节点。汪精卫与黄复生得到了现代文明国家才有的司法程序的礼遇——开庭审理,允许被告人为自己辩护。清朝法庭变成了汪精卫的讲演台:“本名汪兆铭,别号精卫。前在东京时为《民报》主笔。平生宗旨,均刊登于《民报》,不再多言。孙中山先生起事(同盟会多次武装起义)兵败后,我决心炸死载沣以振奋天下人之心。”

  汪精卫与黄复生,彼此的志向相同,措辞亦相同,都在法庭上宣称自己为刺杀主谋,都想以此来为对方开脱,减轻刑罚。

  汪、黄两位惺惺相惜,都被法庭主审官肃亲王善耆看在眼里。他尤其欣赏汪精卫的文章,不住地嗟叹:“其才出色,其志可悲。与其杀掉,莫若令其改变志向,为国尽瘁。”

  从大清帝国200多年的严酷统治来看,谋刺摄政王肯定是死罪无疑,当汪精卫被判处终身监禁的消息传出,举国上下深感意外。

  清末之际,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频繁,如史坚如刺杀广东巡抚德寿,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等等。惟有汪精卫、喻培伦、黄复生这次炸弹未响的刺杀,反倒威力最大,影响最大,效率最大,犹如向清王朝发动最后总攻击的一颗无声的信号弹!

  清朝历史上没有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的先例,但是清廷却有唯一的一次例外:1911年11月6日,大势已去的朝廷,被迫宣布释放汪精卫与黄复生。

  (转载自《北京日报》,作者彭俐)

刘宝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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