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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谢亚龙、南勇、杨一民、李冬生看守所对话录

2011-12-20 04:24:00     作者: 隋笑飞、任鹏飞、李铮    来源: 新华网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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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在社会瞩目的中国足球打假反赌案件审理前夕,记者专程前往沈阳市第一看守所,与被羁押的中国足协原专职副主席谢亚龙、南勇,原副主席杨一民,中国足协原技术部主任李冬生进行了深入交谈。他们坦承,由于思想不坚定,在金钱面前没有把握好自己,最终走向了犯罪道路,对中国足球“假赌黑”现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铁窗内悔恨不已 叹自律教训深刻——与谢亚龙、南勇、杨一民、李冬生看守所对话录

  新华网沈阳12月19日电(记者隋笑飞、任鹏飞、李铮)在社会瞩目的中国足球打假反赌案件审理前夕,记者专程前往沈阳市第一看守所,与被羁押的中国足协原专职副主席谢亚龙、南勇,原副主席杨一民,中国足协原技术部主任李冬生进行了深入交谈。他们坦承,由于思想不坚定,在金钱面前没有把握好自己,最终走向了犯罪道路,对中国足球“假赌黑”现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以下是对话实录。

  “从人情交往滑向犯罪深渊”

  记者问谢亚龙:到足协工作后,你收过俱乐部的钱吗?

  谢亚龙:2006年的时候,有个足球队拿了冠军,半年多后,该队所属单位领导到我办公室来感谢我,给我送来了钱。

  记者:多少钱?

  谢亚龙:20万,那年他们拿了冠军,说是集团做了一些奖励,同时也给了我一份,当时就收了。

  记者:他们为什么要奖励你?

  谢亚龙:人家领导出面,而且没有直接要办什么事情,我就把它看成一种人情来处理了,放松了警惕。从我个人来讲,有的时候拉不下脸拒绝。

  记者问谢亚龙、南勇、杨一民:俱乐部平时到足协拜访的时候,或者你们去俱乐部检查工作时,也会送钱吗?

  谢亚龙:个别俱乐部会送。

  南勇:有各种不同的方式,有的时候就给你放到办公室,有的时候一块吃饭,给你送两条烟,里面放了钱,或者是过中秋节送月饼,里面有点钱,稍不注意你拿的就不是一般礼品了。

  杨一民:最早俱乐部送三百五百我都给人退回去,后来足球圈里把这个传出去,说杨一民不太愿意收人钱。但是,再后来熟悉的人送,我也就收了。

  记者问谢亚龙、南勇:一般他们给你们送钱金额有多少?

  谢亚龙:可能几万,也可能一二十万。

  南勇:几万到十几万,二十万这样。

  记者问谢亚龙、南勇:这些钱以什么名目给你?

  谢亚龙:我没有具体答应过会做什么。人家给我钱,都是事后打着感谢的旗号。

  南勇:一般都没有具体事情请托,就是联络感情。

  记者问南勇、谢亚龙:收钱的时候是一念之差,还是习以为常了?

  南勇:都是从一些小事上开始,慢慢地就把握不好了。第一它都是违法的行为,第二可能在今后处理一些工作问题时,会出现一些不公正现象。

  谢亚龙:在这个环境里,人们慢慢变得麻木了,丧失了警惕,人情交往逐步成了一种犯罪行为。

  “假赌黑对足球伤害太大了”

  记者问谢亚龙:你曾经是专业田径运动员、教练员,担任过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司长、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等职务。你对在这些岗位上的工作都比较满意,为什么一到足协这个位置上,就变成这样呢?

  谢亚龙:在假赌黑的环境下人变化了,包括我自己也变化了,足协的领导一任一任换,而足球管理的体制却没有什么变化。

  记者问杨一民:你觉得中国足球“假赌黑”现象严重到什么程度?

  杨一民:这个问题太严重了,假赌黑对足球伤害太大了。坦率说,这么多年来,足协在管理和打击力度方面做得是不够的。

  记者问李冬生:2007年的时候杨一民也给你打过电话,提到了河南建业的比赛。

  李冬生:领导打了电话,说对于比赛要注意,避免在降级队的身上出问题。

  记者:很多暗示在里面,是吗?

  李冬生:可以这么理解吧。

  记者:如果他强调稳定很重要,就是要维护主队,如果强调比赛要公正进行,等于保证客队。

  李冬生:也可以这么理解。

  记者问南勇、杨一民、谢亚龙:中国足球乱象的很多问题跟你们足协领导纵容这种“假赌黑”现象有关系吗?

  南勇:有关系。

  杨一民:在这方面,足协领导表率作用做得不好,没有在足球界树立比较好的正面形象,我觉得作为足协领导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难辞其咎。

  谢亚龙:在这个大环境下,没有守住自己的底线。不是说没有抓进来的人就没有问题,实际上各自都有一些事情。我们这种业务干部,很难解决“假赌黑”的体制机制问题。我在足协做一把手期间,没有把工作搞好,希望政府能够严厉打击足球犯罪,清理足球的大环境。

  “真正做到警钟长鸣不容易”

  记者问南勇:中国足球打假反赌工作开始后,你有没有想到最后会打到你的头上?

  南勇:想到了。我觉得不论是谁,都应该付出代价,这对中国足球今后的发展是有好处的。不仅仅是这一次,应该建立一个长效机制,这样中国足球今后的发展,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记者问杨一民:你曾经是北京体育大学研究足球的知名教授,在中国足协副主席位置也很多年,现在回头看看中国足球为什么走到如今这一步,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杨一民:我觉得中国足球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在人才培养、竞赛管理和训练体制等方面,特别是在制度建设和执法方面,都难以满足足球事业发展的要求。足球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素质、能力都存在很大问题。

  记者问南勇、谢亚龙:目前,中国足协副主席职位变成一个高危岗位,是因为职位有问题还是个人有问题?

  南勇:问题还是出现在自身,只要自身没有约束好自己,你不论是高危岗位还是低危岗位都会出问题。

  谢亚龙:我想任何事情都不要怪外界,首先要考虑内因。我没有任何想为自己辩解的。我没有坚持自己的原则,触犯了刑律,该承担责任。

  记者问李冬生:三位足协副主席都进来了,一而再、再而三,你怎么看?

  李冬生:中国足球从整个运行和监督机制来讲,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全社会都应加强对足球比赛的监督,对足球事业方方面面进行监督。这次打假反赌工作抓得非常及时,希望在今后能够保持常态机制,最大限度保证不出问题。

  记者问南勇:大家曾对你满怀希望,你也有很多抱负,为什么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南勇:侥幸心理。总的来说,还是自己的思想不过硬,在这种市场环境下,在金钱面前没有把握好。都说警钟长鸣,但是真正做到警钟长鸣,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记者问杨一民、南勇、谢亚龙:想对家人或者球迷说点什么吗?

  杨一民:这段时间,自己反思了很多问题,党和国家给了我很多机会,我没有把这些机会转变为事业发展的动力。我本应在这个位置上起到表率作用,但自己不够廉洁,对事业发展起到消极作用。作为一个党员干部,作风、信念、对事业的责任都丧失了。我确实对不起这个职位,对不起事业,对不起球迷,对不起党和国家对我的培养。我知道错了,现在非常后悔、非常痛心,用什么办法弥补,我都愿意。

  南勇:我本来应该在他们的支持下,把工作做得更好,但是我没有做好,对不起长期关心足球的各级领导和广大球迷,我感到非常内疚惭愧,我应该对此承担责任,我真诚希望中国足球能够越来越好。

  谢亚龙:我走上足协领导岗位后,确实离人民群众、离基层越来越远了。我没有把足球搞好,自己还犯了罪,对不住大家,向大家赔不是。我认罪,接受改造。

解西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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