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贺铨：实施宽带中国战略需获得国家政策支持

　　　　 人民网北京3月12日电 （记者 魏炳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9日接受人民网记者独家专访，就我国宽带上网慢、资费高和物联网等热点问题作出回应。

　　记者：最近大家对中国宽带的报道比较多，不知道您注意到了没有？我们自己和自己比，宽带水平是怎样状况？

　　邬贺铨：前一段时间，网民反映中国的宽带慢，上网慢，资费高，是真实的。把它看成是假宽带的说法不科学。因为作为网速，一般的定义是，用户向电信运营商租线路，付租金，包月，不管是1兆还是2兆，这是指用户网络端口的速率，也就是说，当采用ADSL这种方式的话，就是用户出门这根线的速率。但是，去访问一个网站，所经过的路径，比这个长得多。除了这段接入线以外，到了电信运营商还有与其它用户共享的服务器，另外网与网之间可能还要互联，最后又到了网站。运营商的核心网带宽并不等于各个用户端口速率之和，因为一般而言所有用户不会同时上网，运营商按照一定的概率来设计用户复用的带宽，能满足大多数情况下用户上网需求，但是当真正大家都同时上网时，用户就发现实际下载速率达不到端口速率的标称值了。另外，用户要访问的网站也可能是瓶颈，网站租用运营商的专线带宽容量不足或者网站服务器相对来访问的用户数显得拥挤了。所以，一般而言，实际上网的下载速率，通常也就只有端口速率的一半左右，这在国外也是如此。所以说从运营商里面拿了2兆，结果实际使用只有1兆，不能说这个带宽变窄了。

　　当然有些时候几乎能达到2兆，为什么？你用P2P的软件，这时候它可能在共享的过程中，相对其他的非P2P用户，它抢占带宽的能力比较强。这也就意味着其他用户的带宽可能更低。

　　国际上衡量带宽有两个方法，一个是用网民人均享有的国际干线带宽的数量，我们每半年都会公布一次上网的网民数量，以及国际干线带宽。中国从今年年初公布的数字来看，中国网民人均的国际干线带宽是2.7kb，香港是24.7kb，就是说我们现在是香港的十分之一。和国际水平相比，我们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在150个国家中排第120位。另外一个指标是用一种标准的测试方法，对用户抽样测试。当然是不分城市农村了，抽样平均。中国的上网实际下载速度是1.15兆，为国际平均值的一半也不到，排在80名之后。从这点可以看出，中国的网速确实是比较低，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发达国家都已经是10兆、20兆，甚至45兆这么高的速率接入，而中国大量网民也只有2兆。所以，本身这个端口速率低了，平均下来，上网速度肯定也不会高。

　　另外一点，网民关心的是资费。资费不好比，为什么？有不同的包月方式，有封顶不封顶，限时等。国际上一般用租一兆线路一个月的包月资费来衡量。还有一个指标是，下载一个GB的流量，要多少费用，将这个费用相对于月人均的GNI，以便国与国之间有可比性。国际电信联盟统计过这一比例，发达国家不到2%，还有50个发展中国家不到5%，中国是5.9%，也就是说排在第92位。从中可以看到绝对资费中国并不算太高，但是，相对于人均的收入，还是比较高。所以，网民反映上网速度慢、资费高，是事实。

　　问题出在哪里呢？很多发达国家，他们认为宽带能促进经济增长，能拉动就业，所以比较明确的从国家的政策、战略推动宽带化。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台国家宽带战略。当然在发改委提交本次人大的一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里面提到了，我们要实施宽带中国战略，我们提出这个口号的时候，已经在全世界一百个国家之后，就是说有差不多上百个国家都已经制订了宽带战略或发展宽带的措施，而我们是落后的。

　　当然运营商在发展宽带方面应起主导作用，运营商为了发展宽带要多做贡献。中国联通率先提出在北京等城市里面实行提速不提价。对于这一点，一是响应政府的号召，二也是为了竞争，在城市实施宽带光纤到户一下子可以连接一个大楼这么多户，虽然成本增加，但从竞争需要还是合算的。但农村就不同了，现在运营商不太愿意在农村做这个工作，因为农村铺一根光纤可能连接一家，另一家距离很远，因此农村宽带化成本很高。这个情况在别的国家也有，他们往往在一些农村地区，或者经济不发达地区，即靠市场经济去做是做不下来的地区，这时候政府要出面。日本政府提出来，电信运营商把光纤送到农村，不管你赚不赚钱都要做，但是政府可以补贴你成本的1/3而且还有低息贷款和缩短折旧期等优惠政策。韩国政府也给了政策支持，直接以资金支持做农村的宽带化。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各个国家都把应对金融危机的一些政策和投资放到宽带上面，美国也有。中国四万亿元里面没有一分钱投向宽带基础设施。

　　还有一些国家建立了普遍服务基金，有30个国家已经建立了宽带普遍服务基金，就是国家设立一个基金，哪个运营商去做农村的，就从这个基金出钱来支撑。中国连电话普遍服务基金都没有，国外有99个国家设立了电话普遍服务基金。为什么呢？有关部门认为，运营商有钱，运营商应该尽社会责任。但运营商是上市公司，它要考虑做这个事情是不是能赚钱，在难以收回投资的情况下，运营商没有这个积极性。发达国家也如此，所以发达国家的政府就出手，而我们政府还没有出手。本来城市宽带成本比农村低得多，但现在城市的上网费比农村高。原因是运营商通过把城市资费提高来补农村，这样一来，导致城市的网民觉得上网资费的负担要比别的国家高。所以，除了强调运营商发挥社会责任以外，实际上政府该出手时要出手。

　　对宽带化的认识还有一些误区，担心宽带化会带来更大的安全问题，给互联网的管理带来挑战。事实上互联网的双刃剑属性并非宽带才有，如果我国在宽带化和宽带应用上落后，不掌握宽带的技术，将来宽带的安全问题就更大。

　　另外一个误区认为宽带只是让网民网上玩游戏、看电影更方面而矣。事实上网络也是网民的重要学习平台，政府也可以利用宽带作为宣传先进文化的工具。宽带化对当前帮助小企业和微企业以及农村信息化也有重要作用。小微企业通常不用租专线而是以普通用户的方法接入互联网，宽带实际上对小企业、对微企业获得市场信息和开展电子商务有很大的作用。宽带化是科技兴农的很重要手段。宽带化是利用新兴技术改进农业生产落后状况的低成本见效快的重要举措。

　　现在来看，我们国家的宽带化已经落后了。为了加快实施宽带战略，首先要设立普遍服务基金，怎么设立呢？三个运营商，每年都上缴国资委分红，可以从那里划出一部分来建立普遍服务基金，谁愿意做农村宽带化就从基金中给予补贴，不然，城市提速了，数字鸿沟就会越来越大。推动宽带化要想办法做到资源共享，为什么呢？现在有些小区建完以后，对要进来的运营商开出高价，人为不合理的提高宽带化的门槛。一些新建楼宇没有给光纤到大楼留合理配套设施的位置，例如光纤用户单元或基站，无形中就增加了一些成本。另外，我们的宽带包括无线宽带，现在通信频率不足是制约无线宽带发展的很重要障碍，而现在TD-SCDMA工作在2.3GHz，这个频率比较高，传播不那么好，如果工作在700MHz频段，建网成本差几倍。现在很多国外提出来要将电视数字化腾出来的频率，即700NHz的频率，优先考虑用于宽带移动通信。现在城市大部分都用有线电视，无线电视利用的不多了，而且数字化以后，已经空了很多频率，如果转到移动通信用，可以大大降低宽带化成本。

　　还有一个网间互通的问题是宽带化中应该关注的。我在北京是联通的用户，当要访问南方比如连接在中国电信网的一个网站时，可能发现互联互通不好，为什么？因为联通的用户费用是交给联通的，连到中国电信的网时，要占用中国电信网络的资源，就需要结算，要分钱，有时候有一方会觉得亏了，可能会采取限制对方流量进入的措施，人为的制造带宽瓶颈。用户会感到上网慢但并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建议工信部应该监控网间的互联互通，可以定期测试他们的流量、时延和丢包率，测完以后就在网上公布，让网民来监视，网民自然会比较两个运营商彼此互通性能的高低。另外，我们有些网站，现在租用运营商的专线带宽窄，服务性能不够，因此访问它的时候就发现很慢。还有一些网站，它的首页上面弄一大堆广告，你去访问它的时候，广告都没跳完它就根本不动，这也是影响用户体验的。建议工信部去检测排名前一百的网站，测测它的性能怎么样，然后定期公布。

　　宽带体验的环节很多，要把这些环节都检查了，不然，光是提速，只提了用户出门那条巷子的带宽，上到大马路就挤得一塌糊涂，用户仍然没有感到已经提速了。总之，政府应该起到宽带化的主导的作用，当然运营商是主体，同时仍然需要各方面的政策来配套。例如，运营商到农村去做宽带网的建设，能不能享受我们对农业生产资料那种税收的优惠。当然，一定意义上，中国是发展中的国家，经济没上到一定程度，也不可能现在一下子就达到韩国、美国那样的水平。

　　记者：您刚才提到物联网，物联网在中国喊了三年，有几个城市好象也叫得挺热。您觉得现在物联网在国内存在哪些问题？您有什么建议？

　　邬贺铨：物联网刚开始的时候，对它的看法，有些过热。为什么呢？当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有人根据物联网连接物品的数量比人多得多，就估计物联网会带来上万亿元的产值，对物联网寄予了过高的期望。物联网总的来说是一个增长点，但是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短期的。2009年和2010年当时起步比较急，实际上是在全国并没有准备好的时候，被炒起来了。这一两年下来发现物联网的应用不是一下子就能起来的，需要一个培育过程，所以现在热度就回落了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回归理性。虽然我们很多地方都有物联网的发展规划，但是已经不像当初那个时候期待它马上变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了。物联网实际上是一种服务，一种应用。物联网作为服务业的属性比它作为制造业的属性还要大，它的间接效益可能比它的直接效益还要大。你说改善了北京的交通，智能交通，不见得产生GDP，但是它可以提高我们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效率。比如智能电网，也不见得多发电多少度，它可以提高我们的电网运行效率。所以，应该把它看成是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我们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的一个手段，而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马上带来多少GDP的产业。

　　这几年，还是有些地方比较扎扎实实的开展了一些物联网方面的工作，发改委选择了六个领域，布置了十多个点，做一些示范。工信部现在在财政部的支持下，每年有五亿元的物联网的专项资金，也做了一些应用示范。应该说，有些地方确确实实取得了一些效益。特别是农业，曾经报道过江苏养殖业的物联网应用，阳澄湖的螃蟹现在价格挺贵的，因此养蟹的农民希望湖里面养的螃蟹越多越好，但是螃蟹太多了就缺氧，就会死，因此怎么判断养多少螃蟹才好呢。现在在湖里面放了一些测量氧气含量的传感器，一开始农民也不见得信，县里建一个服务中心，帮农民在养蟹池里面放传感器，然后再把信号收集起来送到服务中心，当缺氧了就通知农户并远程扩展自动加氧，服务中心同时服务很多农户，服务成本不高，提高了螃蟹的产量，农民觉得物联网真有用。

　　广东云浮有一个温氏集团，养了七亿只鸡，平均中国每人就有它半只鸡。养了几千万头猪。它采用用公司加农户的形式，该集团为全国各地的合作农户提供种猪、种苗，提供饲料。利用摄像头监控农户的猪圈和鸡舍是不是符合条件，利用传感器掌握这个牲畜的发情期，提高了配种的成功率。

　　另外一个例子，山西有时发生矿难，以前也用传感器去测瓦斯，但是往往测出来以后，瓦斯把人熏倒了，因为通风不好。有个公司发现，不能简单测瓦斯，还要测通风量，如果通风量够，瓦斯出来，浓度也不会很快升高，至少人来得及逃。怎么知道通风量够不够呢？测掘进进度，不挖煤，瓦斯不出来，挖的越快，可能出来的越快，就应把通风量弄大。还可以测用电量，掘进速度很快，用电肯定大，可以用各种手段判断通风送风量够不够。如果不够，马上就报警。这种测试不但监控一个煤矿，还监测很多煤矿，把数字都上报监控中心，发现有异常了就通知矿主还通知市长这样能有效的避免了一些矿难。这就是物联网。

　　将物联网用在医疗保健上就是数字医疗或智慧医疗，病人在家里面可以定时监控血压、脉搏、体温、血氧量等等，测试结果自动可以传到医院里，这样可以避免真正发病了再来抢救。实际上现在物联网有很多应用，现在一些城市务实地往这个方向走。

　　物联网不完全是制造业，更像服务业，它是提供物联网的服务。有一家公司为某个机场做节能减排，免费安装各种传感器等设施，条件是分成省下来电费的一半。机场说，你拿走一半我还省一半，我一分钱也不出，同意了。最后结果怎样？省了百分之二十几的电费。从这里看物联网作为一种服务应用实际上有很大的空间和市场。当然物联网需要探索商业模式。但像反恐维稳、社会管理、城市交通、医保、环保等是政府的职责，首先考虑的不是商业模式，需要政府直接或间接买单，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探讨用BOT的办法，发挥社会的积极性。

　　物联网实际上是一种信息化的应用，也是一种两化融合的手段。发展的关键是找到一个很好的产生效益的模式。把它看成是转变经济方式、提高经济和社会管理效益，比看成提高GDP的方式更有价值，也更能保证物联网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