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温岭民主恳谈：基层民主演进的样本

　　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

　　——党的十七大报告

　　浙江省温岭市泽国镇农民朱培勇从来都没想过会走进央视“焦点访谈”并接受现场采访。时隔一年多，说起这段经历，他仍然很感慨。去年1月，他受邀作为民意代表参加泽国镇预算民主恳谈会，“发现预算安排的城市社区环境卫生建设1749万元资金中，找不到公共厕所建设项目，当时就提出来了”。

　　朱培勇的意见最后经过镇人大认真审议，被写入预算修改项目之中。朱培勇自豪地说：“我见证了基层农村走向更加民主的过程。”

　　民主恳谈从对话走向参与

　　温岭民主恳谈会的雏形，是1999年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其创意在于变“干部对群众的说教”为“干部与群众的对话”。

　　民主恳谈的第一个试点单位——松门镇第一次“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召开后，引起很大社会反响，群众热烈拥护这种形式。

　　如今，在温岭这个常住人口116万的浙江东部小城，类似泽国镇的政府预算听证会遍及各乡镇。普通公民有权问政府：你是怎么花老百姓的钱的？这些钱都是为老百姓花的吗？当地政府一直坚持让普通百姓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参与政府年度财政预算的讨论、修改和监督。

　　2004年3月，温岭民主恳谈制度获得第2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但是这种民主形式是一种体制外的创新，很难纳入制度化的渠道。同时，民主恳谈会最终的表决方式也缺乏规范性，民众的意见和建议更多是作为民意来参考，政府拥有最终决定权。如何将这种体制外的创新同既有体制相结合，使群众在公共事务决策中拥有最终的发言权？

　　2005年，泽国镇和新河镇进行了公共预算民主恳谈改革尝试，开始探索民主恳谈的制度化途径，尝试将民主恳谈引入基层人大体制。

　　民主恳谈与人大监督相结合

　　2005年7月27日，新河镇人代会，吸引了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政治学、财政学、法学等诸多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参与式公共财政预算，让与会的专家学者很是兴奋。

　　当天下午，新河镇财政预算民主恳谈会上，90名人大代表和193名群众代表人手一本《2005年度财政预算（说明）》，与镇领导进行对话，询问每项有疑问的预算项目的具体用途，并坦陈看法。

　　恳谈会结束后，新河镇马不停蹄地召开了党委、人大、政府联席会议，根据代表们提出的意见修改财政预算编制。7月28日上午，一份《财政预算调整说明》交到每个代表手中，再次组织讨论。最终，这份调整方案得到了大多数人大代表的同意，财政预算审议通过。这是人大监督与民主恳谈的首次“邂逅”。

　　2008年，新河镇的参与式预算已形成一套程序完备、参与广泛的示范模式。流程的每个环节，都能够摸到民主的脉搏。人代会闭会期间，设立镇人大财经小组作为常设监督机构，对政府预算执行情况实行监督，这是全国首个乡镇一级的人大财经小组。

　　原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教授认为，温岭的参与式公共预算改革由于将民主恳谈与预算审查有效结合起来，是建立透明、民主的公共预算的发轫，开创了我国基层公共预算改革之先河。

　　民主恳谈拓展民主政治生长空间

　　2008年，温岭市将预算恳谈从乡镇一级升格到市级，同时在提交预算修正案后引入代表辩论程序。“参与恳谈—提出意见—部门反馈—调整预算—付诸实施—期中恳谈—适当调整”，这就是温岭参与式预算的编制和执行流程。如今，参与式预算已推广到市级30多个部门预算工作中。

　　湖心公园是当地一个新建的综合性公园。2010年初，建设规划局将建设配套绿化工程计划1000万元安排进了当年的预算方案中，人大代表诸葛碧如明确提出反对意见。同样，另一项1亿多元的移山工程项目预算也被不少代表认为应该缓建。

　　几个月后，诸葛碧如打开温岭人大网，发现这两项工程预算已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代表所提较多的东月河防洪和老街拆迁预算资金等项目。

　　2011年温岭的财政预算经费30.88亿元，在当年的人代会上，90%的部门财政预算都会公开。“近30亿元的钱是怎么用出去的，通过接受人大代表的审查，这使得预算编制更加透明更加公开。”温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学明表示。

　　参与民主恳谈发展全过程的温岭民主恳谈工作办公室主任陈奕敏认为，把民主恳谈引入乡镇人代会的预算审查、监督过程，从预算民主切入，促进基层人大和人大代表依法履行自己的权力，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回归了人民民主的本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