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啊，恨不得咬你一口!——再观再听莫言
莫言获“诺奖”过去一周多了，看到好多媒体关于他的采访，发现还有好多地方没有涉及。我8年4次采访他，静下心来仔细听听他的录音，受益匪浅。随手作了些记录。
莫言提笔写给大众日报记者逄春阶：“高粱之美,呼吸而领会者，唯我与春阶也。”
媒体以前报道过的有关莫言的文章
“国字”号文学杂志《十月》发表过莫言的文章《天堂蒜薹之歌》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接受媒体记者采访
故乡啊，恨不得咬你一口!
——再观再听莫言
大众日报记者 逄春阶
莫言获“诺奖”过去一周多了，看到好多媒体关于他的采访，发现还有好多地方没有涉及。我8年4次采访他，静下心来仔细听听他的录音，受益匪浅。随手作了些记录。
从时间洪流里淘洗“故乡”精华
走进莫言的故乡，看到的是平常的景物。但走进他营造的小说“高密东北乡”，则仿佛碰触到了他的肌肤，清晰嗅到了他的气息，抚摸到了他的血脉，倾听到了他的心跳。
我记起毕加索对画家塞尚的评价，塞尚画的静物苹果，毕加索研究发现:“塞尚并没有真正地去画苹果，他画的是这些圆形上的空间的重量。”就苹果画苹果，就不是艺术家了。我们也可以说，莫言并没有真正地去写高密东北乡，如果老老实实写，那是新闻报道。他写的是高密东北乡所承载的重量。莫言写得越淋漓尽致，离常人眼中的故乡就越远，但离心灵就越近，离文学也越近。
哈佛大学著名学者王德威先生在论文《原乡神话的追逐者》中，这样说莫言：“原乡与探史这两种欲望在莫言的小说中相互并列冲击。自特定的空间中追寻历史的痕迹，从时间的洪流里淘洗‘故乡’的精华，莫言的胆识用心，首先引人注目。他的故乡也因之成为反映中国现代史的新辐辏点，提供我们特殊的角度，省思一些熟悉的历史问题。”
鲁迅先生评价《红楼梦》，有段著名的话:“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我套用鲁迅的话，写给莫言:“高粱之美，遍被沃野，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莫言而已。”莫言看了，笑一笑，提笔写道:“高粱之美,呼吸而领会者，唯我与春阶也。”我说，不敢，不敢。莫言说，高粱之美，我们永远也领会不完，这是期望。但现在高粱是越来越少了。但美在心中。
四次靠近莫言，我有点儿理解了他。莫言像块石头，是有重量的石头，是有棱有角的石头。可以在路边，可以在溪旁，可以在山巅，也可以在大厦的底座上。它沉默。沉默是它的生存方式。其实，石头是会说话的，因为把话藏得太深了，好像没说。莫言不说话，他用文学表达对故乡的爱和恨。故乡啊，恨不得咬你一口!那是另一种爱。
他心灵受过内伤
莫言是受过内伤的人。他的眼神中始终有一种忧郁存在，我能深切地体会到。那是让人灼痛的眼神。
他的家庭成分是中农，这样的成分在社会上，在极左的那个年代，往往是被边缘化的。别人家的孩子，可以读初中，可以当兵，可以入党。但莫言要获得，却十分艰难。
他受到的伤害，是心灵上的，是自卑，是压抑，是委屈，这个内伤，看不见，但是深入骨髓，比外伤更痛苦，也更难“治疗”，正是因为他的“内伤”，让他关注比他还要软弱的人，关注比他还要被边缘化的人，他为他们而伤心，而流泪。他用笔为他们呐喊。用笔“为大地上的一段历史送终。”
莫言说：“我的父亲非常严肃，非常方正，在我们村子里口碑非常好，现在也是这样。解放时 在我们村子里是大队会计，大队会计是可以脱产的，因此大队会计是可以不下地劳动的，天天在办公室里计算，我们村里没有能担任大队会计的知识分子，我父亲就当了。但因为我家是中农，他感觉到自己根不红，苗不正，所以要好好表现，他都是晚上算账，白天下地劳动，就是这样，他还受到村书记、领导干部的辱骂、训斥，他的心情很不好。再加上每天搞运动，今天‘四清’啦，明天‘文革’啦，你有没有经济问题呀，你有没有政治问题呀。我的大爷爷是老中医，是个地主，他的儿子是从青岛跑到台湾去的，也就是说，我父亲的社会关系也不清白，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父亲很谨慎小心，在外面看别人的眼色行事，在外面受了气，回家自然也没有好脸色，所以我们一直很怕父亲，一直躲着他。”
青少年时期莫言用了两个“非常”：“非常痛苦，非常苦闷。”这些内伤不流血，但是持久地痛。“因为看不到希望！向往外面的世界，什么时候能跳出这个地方呢？到工厂里去，到城市里去，去当兵，上大学，但是很渺茫。当时上大学不用考试，像我们这种人也轮不到，当兵也轮不到，因为我们家虽然是中农，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村子里有那么多贫农，那么多干部的孩子，所以我从18岁开始每年参加体检，到了第四年，终于成为了落网之鱼，混进了军队。为什么说混呢？因为每年冬天都要挖水利工地，村子里的人都去水利工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在棉花加工厂里做工人了，像我们这一类青年可以就地体检、就地报名。所以当村子里的民兵连长在水利工地里挖河的时候，我在工厂里报名体检，然后跑掉了。”
做梦都在逃离故乡
到了部队以后读书多了，吃的也多了，星期六星期天可以休息了，但是对前途依然感觉很渺茫。因为当时“文化大革命”没有结束，1976年2月份，一路上还要批斗，而莫言所在的单位尽管只有16个人，但没有干部编制，没有编制怎么提干呢，这样的单位，每天都打架。他刚刚燃起的希望又有破灭的危险。
当时，莫言出来的目的，就是想提干。提拔军官以后就可以离开农村了，不遭别人白眼了。转业以后就可以安排干部了，军官每月52块钱，一步登天，可以改变命运。
莫言做梦都在逃离故乡。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这个时候莫言在部队开始崭露头角。“因为我是中学生，所以他们给我报名，要我去参加郑州技术学院的考试，学计算机终端专业，就是学计算机维修的，我一听真是百感交集，这么好的机会，但实际上我小学都没毕业。数理化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我以为得五分之二，但是把这个说穿了，机会也就没了，于是我说让我试试，然后我开始学习，让我大哥把数学语文书一大包都寄过来了，白天站岗，晚上在储藏室里学习，到附近的中学去请教，总算把初中高中的数学顺了一遍，语文基本上放弃了，化学初中的第一册看了一下，物理看了一两册，这个时候，北京的上级单位忽然来电话说不用考了，没有名额了。我听了之后又很矛盾，一是费了很多劲，结果连考的机会都没有，二是暗暗高兴我终于不用去出丑了。”
这时候掀起了部队学文化的热潮，领导就说：管谟业（莫言）学了这么久，就由你来教吧。“业余时间让我讲数学，上级机关来视察，听我讲了一堂课，三角函数，政委是大学毕业生，一听，就问我：小管，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我说我没上大学，中学都没上完，他说：你讲得很好啊。我心里说，知道你来听课我就背会了四道例题，第五道我就不会算了。他留意我了，然后几天之后把我调到北京去了，去了训练大队，但是后来下了文件说不允许士兵直接提干，然后就又搁浅了。我只有在那里熬着，正好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第五系下放到了某个单位，急需政治教员，他们就问我能不能教政治，我说试试看。因为他们告诉我这是一个机会，教员有编制，我当时是保密员、图书管理员，还烧锅炉。政治教员，什么都不会呀，就死背硬记，整整一个暑假，在我们家旁边的空房子里使劲背书，村子里的人说这人当兵当出神经病了来了，整天在那里吆喝，南腔北调的。后来，开学以后，上了讲台以后就这么讲，同时，我开始试着写小说。”
为什么想起写小说，因为莫言觉得提干无望，还不如捣鼓点别的。当时刘心武的《班主任》已经发表，引起轰动。
于是，一个在村子里、在兵营里循规蹈矩的人，小心翼翼，惶恐地喘着气，没有了叛逆的激情，甚至丧失了怀疑的能力，像被剪掉翅膀的飞鸟一样的莫言，终于找到了自由的天空，接上了被剪掉的翅膀……
30年前不知有“诺奖”
1981年10月，莫言的处女作《春夜雨霏霏》在保定《莲池》上发表了。这时候，他还不知道马尔克斯，更不知道有个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说，真正第一次接触马尔克斯是1982年的秋天，他去北京，单位让买点书去补充图书馆，他跑到北京的新华书店买了五六十本书，其中有一本叫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选》。
为什么选它呢？莫言说：“因为当时我一翻书，看到介绍说这个人是刚获得诺贝尔奖的拉丁美洲作家，非常独特。当时自己真不知道诺贝尔奖是怎么回事？就感觉是个大奖。买了这本书回来，说实话，看不进去。因为马尔克斯的书还是很难读的，当时我还是传统阅读，读的都是现实主义作品，都是红色经典，西方的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读出来没兴趣，它里面没有故事，也没有很生动的人物形象。”
1983年9月，《莲池》第五期又发表了莫言的新作《民间音乐》，这篇小说风格独特，显示出了莫言的怪才，他一改过去的传统写法，而致力于营造某种意象。不久，这篇小说得到了独具慧眼的老作家孙犁的赞许。“孙犁写了一篇评论，后来我剪下来贴到本子上。”
孙犁的赞许，对莫言是莫大的鼓励。莫言说：“我这篇东西，故意使小说时代感淡薄，增添神秘朦胧甚至是荒诞的气氛，目的就是让读者不要用传统的的审美观念来看待我的人物……我那时才真正折服拉美爆炸文学，对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有了高度认同，认为必须用动荡不安的语言，反传统的形式来形成自己的风格。”
1984年，他又接触了福克纳，他的探索走上了快车道……
理论读多了反而处处雕琢
莫言有特别高产的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初，那时，《人民文学》《十月》《收获》等“国字”号文学杂志轮番轰炸。长篇、中篇、短篇，《红高粱》这些中篇，一个星期就写完。洋洋洒洒，汹涌澎湃，若决江河，沛然莫能御。
“那时候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再加上时间紧张，没有时间去认真想，初创时期一切都是新鲜的，它的许多方面是稚嫩的，有明显的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另外一些方面是不可重复的，那种锐气，那种自由洒脱，那种胆大妄为、天马行空，现在无法达到了。现在让我写《红高粱》，肯定是另外一部作品。”莫言说。
莫言的创作经验，正应验了哲学家维柯的观点。维柯认为，人们的创造主要表现在诗性思维方面，先有诗人，然后才有哲学家。创造性往往与想象、野性、冲动和勇气结合在一起，而完善时常与理智、文雅、谨慎和遵循规范相联系。
莫言完全认可这个观点，他说：“作家的风格、创作是和他的整个生活密切相关的，随着创作经验的增加，别的地方反而可能不好。当时写《红高粱》的时候没有理论，就感觉应该这样写，觉得挺好，后来理论读多了反而处处雕琢，这个地方搞点象征，那个地方搞点寄托，出来之后反而一看就很匠气。换句话说，理论多了写书严谨，挑不出什么毛病，但是没有才气，没有理论写出来的是天籁，就像歌手，去了音乐学院，唱得很标准，但是没有天籁，村里面拉出一个小孩让他放开喉咙唱，那就是天籁了。”
可以写得不好，但是不想重复
莫言说，写了三十几年，节奏放慢了。一开始的时候写的多，一年几十篇，后来几年越来越少，对自己要求严格了，写的多了，容易重复的可能性更大。我的标准是可以写得不好，但是不想重复。写的多了以后，总会有局限的。
最难的是否定自己。像长篇小说《娃》一样，2005年本来想写完的，写了5万字，写不动了。就感到突然无法继续了，人物不明确了，主人公该怎么发展，面目模糊了，不知道她究竟是个什么性格的人。
莫言选择了放下。开始写另外一部长篇《生死疲劳》，写《生死疲劳》的时候就感到特别顺，所以用43天就写完了40多万字的初稿，又过了两年，重新把《蛙》的废稿拿出来写，一下子感觉明白了，又是势如破竹。
《蛙》，让莫言等待了两年。他说：“说是等待，其实脑子一刻都没闲着，经常会想到这部小说，你在生活之中遇到的事件突然会联想到小说上去。比如《生死疲劳》也是因为结构问题进行不动了，后来我去承德的庙里，看到关于六道轮回的壁画，一下子感觉到脑子敞亮了。
莫言已经57岁，正处在创作的高峰期。但莫言是清醒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最高峰，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吧，我希望自己能够东山再起，再翻一番。要有这种野心和这种愿望，要不怎么活下去呢？”
“我今年春天写的几个短篇还放着呢”
接近莫言的人，知道莫言内心其实很不轻松。有一个莫言的老朋友跟我说，获“诺奖”的那个时刻，其实莫言是百感交集。记者问他，他微笑着，回答自如，但是内心是苦的，他绝对想到了悲苦的童年和创作的艰辛。
莫言的痛苦跟其他人是一样的。他说过：“写不出来，就是煎熬啊，煎熬就是没有好样子啊，抽烟啊，散步啊，转圈啊，抓耳挠腮啊，有时候也干点别的，实在写不下去的时候，不要硬写啊，看看电视，看看杂书。”
一些人，创作可能心急。但我发现莫言不急。他是真不急，很淡定。他说：“不急，但是不愉快，一本书的相对顺利的写作当中，其实每天都一样，今天写了2000字，感觉不顺，明天这一段可能很有感觉，一下写了8000字，而且感觉每一次都很漂亮。经常会有这样子。”
记得路遥写完百万字的巨著《平凡的世界》的最后一个字的时候，他把笔狠狠地扔到窗外去，然后痛哭失声。而莫言说:“在一个长篇划上一个句号的时候，那很轻松啊，跟农民锄地一样，锄到头了，直起腰来，劳动之后的愉悦。”
当然莫言自己也承认，自己年轻的时候也很急，恨不得今天晚上写完了，明天就能发表，现在慢慢沉淀下来了，能够放着。“我今年春天写的几个短篇还放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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