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会说话的莫言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提笔向大众日报读者问好

“国字”号文学杂志《十月》发表过莫言的文章《天堂蒜薹之歌》

    特别会说话的莫言
　　大众日报记者 逄春阶

    “打太极，也不是我的风格”
　　莫言答记者问，水平很高，特别是应对境外媒体，应答自如。
　　外国媒体往往问一些出乎意料的问题。但莫言却说，无非就是几件事，要问我为什么要抄写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啦，钓鱼岛事件来等问题。为什么听说你是一个和共产党走得有点近的作家啦，等等。莫言说：我觉得这些问题问的挺没有意思的，记者既然问了，打太极，也不是我的风格。
　　他很机智地回答了在我看来敏感的问题，他反映非常敏捷，思维清晰。
　　央视记者董倩，在采访莫言的时候，说了段开场白，还蛮有人情味的。她说：“我知道您今天下午将会很累，因为您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是这样，我一直认为作家就像母鸡，他的作品就是蛋。平时吃鸡的时候我们不会想到蛋是什么样的，但是由于这一个出了一个金蛋，所以大家很好奇，这个下金蛋的母鸡是什么样子。所以大家对您感兴趣。”
　　莫言的回答很幽默：“一个漂亮的母鸡，看看也无妨。但是如果鸡蛋漂亮，母鸡不漂亮，那可能失望。”
　　莫言坦言，我善于替别人着想，所以搞得自己很累。就是怕让别人不高兴，我实际是很没出息的一个人。我每次坐飞机回来，我女儿的房子离机场很近，有时我明明应该到她那边去我都不去，而是回到我在市中心的这个房子，就是因为我怕出租车司机会嫌路途短不高兴，排了半天队拉这么一个挣不了多少钱的短活儿，就会甩脸子给我看，我这一路就很痛苦。所以我有两次必须去我女儿家的时候，我就预先准备好一盒中华烟，上车以后我把中华烟先给他，说师傅先给你一盒烟抽，真中华，绝对不是假的，然后我再跟他说去哪里，很对不起，特别近。司机当然很高兴，他一算，一盒中华烟六十块钱，他没赔，所以一路跟我有说有笑，我就是这么一个很没出息的人。
　　这就是很随和的莫言，所以就很累。“说实话，我原来想我得奖的那一刻，一个记者的采访都不接受。但是后来，他们高密市文化局的人跑过来说有几百个记者在那里等着，我心很软很软，想，那不行，还是去吧。就来了。”而12日下午，又陆续来了五十多家媒体多记者，他又应邀出来答记者问。而在集体答问，前后，分别接受了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的采访。
　　没有酒，哪有李白
　　10月11日晚采访前，除了《天堂蒜薹之歌》的批判性，我还想好了一个问题，就是社会、文学与酒的关系，但是当时设定的是从写《红高粱》到《酒国》，小说里，都弥漫着一种酒香，但在《酒国》中说到了酒的罪恶。我想从具体小说谈起。但是，当见到莫言的时候，周围记者一片吵闹，我也有点儿慌，竟然语无伦次，把一个鲜活的问题，问抽象了。我竟然问的是：请谈谈文学与酒的关系。
　　莫言老师也很幽默地朝我笑笑,说：“文学与酒的关系，实际上是要给博士论文的题目，像中国的诗人哪个不喝酒啊，没有酒，哪有李白？没有酒，哪有杜甫，没有酒，哪有屈原？”他正要往下讲，话题被另一个记者岔开了。
　　莫言先生曾经是好酒量。2004年我采访他时，我说我老家景芝，他说，你们那里出酒。1988年秋天，莫言跟县里的一班哥们喝酒，一口气喝了四十多杯白酒，外带十几扎啤酒，第二天，上午去酒厂参观，又喝了刚烧出来还没勾兑的酒头半铁瓢。中午又跟一个记者喝了十几杯，当天下午，就住院打吊瓶。从那以后，很少喝酒了。但有时候，老朋友相逢，又故态复萌。现在是彻底不喝了。有时喝点药酒。
　　去年7月12日中午，朋友请莫言,我叨陪末座。莫言没喝酒。他血压高,他在控制自己。朋友们一开始见了莫言还拘谨,但三杯酒下肚,拍肩膀的,碰头的,拉手的,唾沫星子乱飞,那个亲热啊,一切拘谨都忘了。莫言对我说,这就是酒的魔力啊!
　　莫言的小说,得益于酒这个元素。他对酒情有独钟。但近年来，他开始对酒文化进行反思。他说，中国的酒场，已经成了罪恶的渊薮，而大多数中国人的饮酒，也变成了一种公然的堕落，尤其是那些耗费着民脂民膏的官宴，更是洋溢着奢靡之气，巨大的浪费，扭曲的心态，龌龊的言行，拙劣的表演，让人莫可如何？
　　但是，我想莫言痛恨一些无聊的 酒场，但是他呼唤酒神精神，有他的小说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