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感言：我为什么翻译《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先生是哈佛大学的名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曾写过一本誉满全球的《日本第一》，当时正是“日本要买下美国”的时代，日本的经济腾飞一度让美国人一片惊恐，因此他这本书对美国的政界和商界重新认识日本发挥过重要影响。我又见到傅教授在事先发来的前言中说，他早在2000年在韩国济州岛休假时，就动了写一写邓小平的念头，从动笔到大体完成，总共耗费了十年光阴。一个年届耄耋的老人，能够不辞辛苦，用自己晚年的宝贵时光去研究邓小平，读来不能不为之动容，这也是我愿意翻译它的理由之一。

　　但是，光有这些理由，也不足以让我接下这个50多万字的差事。除了以上考虑之外，我还有个最重要的想法：我这个年龄的人，前半辈子在毛泽东的红旗下长大，后半辈子则从邓小平时代走来。过去自己的兴趣爱好并不在中国当代政治上，但这个时代却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作为一个过来人，确有必要仔细了解我亲身经历过的这个时代和邓小平这个政治家，具体看一看在我们现实的政治生态中，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如何发生，表现为什么形式。

　　我深知一般搞理论研究的人，假如常年埋首于所谓的学术著作之中，久而久之往往会失去现实感，流于纸上谈兵。当年埃德蒙·柏克称这种人有不会解决问题、只会“吹毛求疵”的毛病；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卷也曾对不谙世事的文人的习气大力嘲讽，按他的说法，如果你从来不参与现实政治，却热衷于讨论政治观念，这对社会有可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后来韦伯更加刻薄，把它叫做“贫瘠的（或无生育能力的）亢奋”（sterile Aufgeregtheit）。患上这种病的人，谈起政治来感到很自信，但往往让政治的实践者莫名其妙，甚至觉得十分可笑。

　　从另一方面说，我们看一些今天被奉为经典的著作，当年作者写它的时候，其实都与现实有着很贴近的关系，甚至有着时论的性质。比如有一些政治学名著，像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等人的《联邦党人文集》、刚才我提到的柏克的《论法国革命》或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等等，都是针对作者当时一些很现实的政治问题而发。甚至我觉得，像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这样的神学著作，其中很多内容也是对公元4世纪罗马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尖锐批判；柏拉图讲修辞学的《高尔吉亚篇》中的不少内容，则可看作对他身处其中的希腊城邦政治生活中那些巧言令色之徒的针砭。这些著作现在被人奉为经典，不但是因为其中包含着深刻的理论问题，也因为它们是作者对身边的事情做出的强有力回应，与当时发生的政治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作者可能并没有把它们作为经典理论来写，当时的读者大概也没有把它们当作经典看待。所以我在读这一类经典时时常有一个想法，不了解眼前政治的人，政治理论怕是也做不好，因此便有一句话愿意与大家分享：政治学经典未必一定是从思考现实政治中产生，但现实政治绝无可能仅用经典著作去设计。政治学确实需要处理一些重大的观念和理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但用一个恰当的比喻说，这些观念或价值就像一张张空白支票，你只有根据自己当前的现实需要，在上面填上一定的数额，签上自己的名字，它才能真正生效，你一旦不慎填错了，它也会报废。我们思考政治问题的人，弄明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那么，我们现所面对的政治现实是什么呢？邓小平虽然已经去世十五年了，但是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其实从很大程度上说，我们仍然生活在邓小平时代。不但他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没有多大变化，甚至他的权力的直接影响也仍在继续。仅以这两点而论，如想认识这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时代，也不能不去了解邓小平。

　　有了以上这些考虑，我才把这份翻译的差事接了下来，而且也确实如自己所愿，从这本书中，我对邓小平以及在他领导下发生的大事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邓小平在他的执政过程中，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他给我们这个国家带来的最显著的变化，就是这三十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中国从一个大多数人不得温饱的社会，迅速变成了一个大多数人衣食无虞的社会。这个变化是无论如何不能低估的。傅高义先生为此甚至对邓小平给予了更高的评价，认为他领导中国走过的改革路程，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也是20世纪人类社会最了不起的成就，这是他要写一写邓小平时代的基本动机。

　　本文节选自《伟大的人和伟大的制度——傅高义〈邓小平时代〉译后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