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行的故事：中国新闻史上的创举
如果把报纸比做抗日军民的精神食粮，那么，发行就是那双必须的筷子，源源不断地把食粮送到抗日军民的手中。从《大众日报》诞生的那一天起，这双筷子就一刻也没停歇过。
如果把报纸比做抗日军民的精神食粮，那么，发行就是那双必须的筷子，源源不断地把食粮送到抗日军民的手中。从《大众日报》诞生的那一天起，这双筷子就一刻也没停歇过。
创刊号的发行
1938年12月，大众日报在沂水县王庄成立，内设总编室、印刷厂外，同时还成立了营业室，负责经营、广告和发行等。
6个人的营业部就设在王庄村民王希安院子东边的一间草房里，由刘力子负责。1938年的最后一天，交通员张之佩把版样送到八里地外的云头峪，当创刊号印出了头300份时，装订工人立刻包好，张之佩头顶着雪花再用扁担挑回王庄分发。
这天，全社同志参加了山东分局召开的新年庆祝大会。晚上，报社自己组织了庆祝元旦和报纸创刊的娱乐晚会，会上，总编辑匡亚明说着家乡话——节目就叫做“苏州人念诗”，第二天，为此全社人会餐……
报社在沂水的夏蔚镇设立了总发行处，在黄山铺、蒙阴县的坦埠和各地八路军办事处设立代销处。
从1938年10月开始，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因战线太长，兵力不足，停止了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而把主要兵力用于巩固其后方。国民党顽固派则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日军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共产党、八路军和敌后抗日军民。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八路军和人民抗日武装力量还很弱小，又处在敌、伪、顽的分割夹击之中，在人力、财力和武器装备上，都处于劣势。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村民王希安的五弟主动提出为报社送报。不光是路途艰辛，王庄地处沂蒙山腹地，四面群山环绕，山路崎岖，而且这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那天天刚亮，他就骑上自家的自行车，载着几十斤重的报纸从王庄出发，当天把报纸送到一百多里地以外的新泰，吃了晚饭后连夜返回。因为三天后，新一期的大众日报又要出版了……
报贩与发行
“发行是一条扁担，前面担负的是办报的社会效益，后面担负着广告的经济效益。”
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报业发行主要发生于城市。中国近代报纸最早是由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出版发行，随着外国资本逐渐退出报业，发行也逐步由本地人承担。由于20世纪初的报社规模都比较小，无力自我建立一套有效的发行网络，发行大多数由私营的报头垄断，这样的机构叫做报房。
报房通过报贩批发零售。顶级报贩直接从报馆拿报，而其他任何人都拿不到，然后由顶级报贩层层向下批发。有的直接投送订户，有的设摊零售，有的走街串巷叫卖。当时报刊的发行范围，仅限于大城市及铁路沿线的城镇。报贩们成立了行会，叫做报夫职业工会。行会具有操纵市场的能力，也具有与报馆博弈的力量。上个世纪40年代，欲进入上海报业市场的新晋报纸，必须取得报贩的支持，否则报纸将不可能出现在市面上。
上世纪20年代末，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创办《上海报》，在白色恐怖中成功地发行到8000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主编这份报纸的求实在回顾这段工作时说：“与印刷有同等困难的是发行问题。普通大小报纸的发行都是由报贩承办的。全上海有九大报贩，一切报纸的总批发都需经过他们的手，他们是衣钵相传，别人是不能侵入他们的领域去的。九大之下有若干小报贩，他们或是自摆报摊，或是做中间人，从大报贩批来报纸转给小报贩，从中取利。……”
1936年，上海《新闻报》为扩大发行，欲与苏州《早报》在苏州联合发行。此举除引起当地报纸和南京管理当局的强烈反应外，也遭到吴县报夫职业工会的强烈反对。因为，报夫不愿意送两份报纸而只得一份工钱，于是在联合发行的第一天，新闻报的长期订户便没有收到苏州早报。仅仅一天的较量，第二天上海新闻报就妥协了，报夫职业工会拿到了他们想得到的报酬。
1938年的中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岁月中，邮权同遭丧失，形成了邮驿、民信局、侨批局、客邮、海关邮政、大清邮政等相继并存的混乱局面，承办者有外国人，有民营资本，也有国营，而且邮局并不管报刊发行。
战争年代的创举
而中国共产党在红军时期就成立了通信系统，与地下交通站一起，传递文件信息，护送干部和运送物资。
在沂蒙山根据地，一方面报纸面向的是流动性极大的部队和广大的农村，不仅没有走街串巷的可能，也没有行业团体可资利用；另一方面敌后环境之艰苦，使得发行不可能公开进行。大众日报只能自办发行——大众报人根据实际需要，创造性地提出了战时邮局三位一体的体制。
1941年7月，中共山东分局按照中央的指示，指定“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战工会”）正式建立战时邮政机构。三个月后，时任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大众日报管委会主任的李竹如建议，由中共山东分局、“战工会”、山东军区和大众日报社联合成立山东战时邮政总局；1942年2月7日，山东省战时邮务总局在沂南县马牧池乡双泉峪子村成立。
1942年5月10日，李竹如在谈到改进报刊发行工作必要性时说：“晋东南某友人在来信中说：‘……我的信是口哈冻笔写给你的……但我看到你的信，已是身穿单衣，手摇小扇之时，中间经过了八个多月。’延安《解放日报》须八个月我们才能看到，而上海、南京的伪报，七八天就可来到。重庆的《大公报》，也不用一个月即可来到。当我们从电报中看到《解放日报》几个社论时，心中觉得很痛快，如果能很快地看到《解放日报》的全版，那是如何的欢欣呢？”
“再就本省而论，过去的交通也太可怜了。去年刘处长因事赴湖西，途经×站，见《大众日报》集存成堆，交通员用以烧茶解渴。《战士报》四月份给各部队的指示，六月底还有未接到的。目前临沭县小学看到《大众日报》尚须一月多的时间，至于胶东、清河要看到《大众日报》那还不知要多少时间呢！这对整个革命工作有多大的损失。”
“虽然由于环境恶劣，受到敌顽的一再破坏和重要限制，但是主观努力不够，及领导不统一，办理不善，还是主要的原因，即就泰山区××县而论，全县各部吃交通饭的共有七百余人，但结果还是弄得时通时不通，我们回想过去的情况，接受五年来的经验，实有集中力量成立战时邮局的必要。”
1943年3月，山东分局决定将各级党委的交通科、各级报社发行部与各区的战时邮局合并，这标志着邮政、交通、发行三位一体的战时工作体系正式确立，战时邮局的首要工作就是党报发行。具体做法就是先把邮局、党内交通和报社发行工作人员，组织到一起，实行一套人马、三块牌子，这个机构对外称邮局，对党委称交通科，对报社称发行部。当时，赵志刚既是邮局局长，又是山东分局的交通科长，又是《大众日报》的发行部长。
在中国邮政史首套印有毛泽东像的邮票，就诞生于山东战时邮政，为了印制这套邮票，当时大众日报印刷厂特意到上海沦陷区买了一套照相制版设备。
抗日战争胜利后，战邮机构曾分立，但解放战争开始后，邮政与发行部门再次合并。并且，1947年2月，华东野战前线邮局与华中军邮站也进行了合并，成立华东野战前线邮政局（简称“军邮”），在连以上均设有军邮组织，直接为部队服务。这样，大众日报的发行不仅深入山东各根据地，更进一步地延伸到华东、华北、延安，扩大到南京、杭州和上海。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邮政系统，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起来的。这是大众报人在战争年代因地制宜的创举。
其实，不管是筷子还是扁担，都要看掌握在谁的手里。
突破，突破，还是突破
纵览大众日报战争发行史，关键词是突破。每个交通员都要突破封锁线，仿佛神行太保，晓宿夜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创刊伊始，发行工作并不是很理想，报纸一部分由代销处代销员背着分送订户，或背着赶集摆摊叫卖；另一部分交山东纵队交通总站沿各交通线交通站送往各地八路军办事处分销，很不方便，积压丢失现象时有发生。山东分局遂决定在五个地委成立大众日报分社，负责报刊发行，各县设立代销处，并建立交通总站及各地交通线、站。以沂南为中心，开辟了东南北干线共200多里，东到胶东，西至延安。南线是最为复杂与艰险的，依靠了道士、开明地主、教员等的掩护，穿越大山、敌占滋临公路、国民党57军防区等。此后，这条线路继续向南，穿越了陇海线，与苏北和华中相连。
时任社长的李竹如经常检查发行工作。他把地图摊开，指着地图上的地点一一问这里是否有站，是否应该设站，这样的布局是否合适。还要问某站很重要，人员配备如何，报纸几天能到该站。如发现问题，当场解决。他说，一张报纸胜过一发炮弹，因此发行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发行越快越好。一次，李竹如到报社做形势报告，一进门看见发行科压了三天的报纸，立即找时任编辑部主任的仲星帆查问，要求立刻发出去。做报告时，他说，同志们辛辛苦苦编辑印出报纸却被压着，多么不负责任，这是发行失职。当即宣布负责发行的人被撤职，马上换人，今后报纸绝不能压。
交通线开通后，报纸发行得到了很大改观。原来一个月也送不出去的报纸，现在三天就能看上，并普及到区村，党报发行量增加一倍多，报纸威信提高。由过去派订款收不上来，每月亏损三四十万，成本也保不住，到现在自愿预订按时缴款；并及时反映读者意见，供改进编辑工作。
自1942年“五一”大扫荡，到1943年上半年，山东敌据点达3000个以上，最密地区平均三至五华里一个，平原地区平均五个村庄就有二至三个敌据点，交通线也遭到破坏。扫荡结束后，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大众日报英勇的发行人员重新开辟了冲不散、打不断的千百条邮路，把被敌人分割的滨海、鲁中、鲁南、渤海、胶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战时邮局的统一领导下，各地专署、县相继成立战时邮局，区设邮务所或邮务员，并健全各地交通干线，交通站在根据地半公开，在游击区则完全隐蔽，站与站不发生横向的关系，只上下站相互知道。
1942年2月，战时邮局成立后在敌占交通要道成立了武装交通队，任务是护送报刊、文件及往来干部。其中之一的沂蒙至滨海武交队20人，分两班，每天下午每人背邮包加枪弹共40多斤，向东行十几里，天黑渡过沂河，从葛沟、河阳敌据点间穿过台潍公路，拂晓前从汀水、道口敌据点间渡沭河，天亮到莒南板泉崖交通站，全长120里，次日下午，再照原路返回。如此风雨无阻，河水上涨也不间断，为防万一，河阳的敌据点还有我们的秘密情报员，晚上以火石打火为号，出了意外就由当地游击小组配合。
第二次反扫荡期间，每个战斗员都是发行员，1941年11月17日，报纸专登启事：“本报因印刷份数不多，希读者看毕广泛传阅，更欢迎在各地读给群众听……”记者刘克林进山洞采访，带着报纸给伤员，大家争相传阅，当看到胜利消息，听到党的消息时，欣喜若狂。1944年11月我军发动莒城战役，报社不仅组成前线记者团，而且发行部也组成了战时发行小组，随军发行报纸。工人张海松搞情况就带着报纸念给群众听，一传十，十传百，许多人说：“八路军在，共产党在，一定会胜利，决不上鬼子的当！”这就是报纸的巨大威力。
邮路与周边解放区连接起来，把大众日报送到了远距山东2900多里的延安，使党中央、毛主席更快了解敌后人民的抗战情况。在延安图书馆，读者们把仅有的敌后报纸都看破了，还不肯放下，因此，中央图书馆管理员要求大众日报除每期寄50份以外，还要求增寄些合订本。
延安开七大时，中央举行报纸展览，大众日报被评为敌后办得最好的报纸之一。延安中央图书馆的管理员叶君说，大众日报在延安是拥有读者最多的报纸之一，毛主席个人图书馆的史敬棠同志说，他也经常寻找和运用山东报纸上的各种数字。报社职工的辛勤劳动，终于换来党和人民的赞誉。
把报纸送到敌占区去！
1942年10月1日起，大众日报改为二日刊，发行量也增加到每期8300份。
为了适应机关部队的流动性，费东县分销处1942年恢复设立时，一改战时移动隐蔽的原则，固定在蒙山里罗圈崖，一年后工作人员从光杆司令发展到5个人直至12人，发行量也增加了，大众日报115份，沂蒙导报100份，前卫报20份。1943年底，敌人为推行第五次强化治安，强迫群众挖“治安沟”，费东敌占区男女老少被迫出夫，顶寒风，踏冰水、遭罚跪、遭痛打、洋狗咬，挖了这条宽6米、深3米，长达80里的沟，蜿蜒在费东县山外。发行员们除了克服种种困难外，还要跨越这条沟，有时化装成商贩、乞丐或伪军，有时随武工队或干部一起去送，既要保证送到，还不能暴露自己，千方百计把报纸送达。
当时文件很少，党政军民机关指导工作主要靠看报纸，干部愿意学，士绅上层从报上了解形势和党的政策，群众看报坚定胜利信心，伪职人员看报寻找出路。费东县汪沟区朱满据点伪军小队长徐怀清，家住同家庄，邮务员便通过他弟弟给他送报看，加上敌工部同志教育，后来率部投诚。费县伪新民会总会日本参事面川多方搜集大众日报，放在办公室里研究。1943年2月5日，垛庄日伪军200多人连夜包围罗圈崖，企图将邮局一网打尽。但村民向导想尽办法通知了邮局，从而使邮局胜利脱险。
1943年1月1日，是大众日报创刊四周年纪念，为此，报社1月5日至7日，在驻地莒南县庄庄召开了座谈会，到会的有党政军民各机关负责人及各地士绅名流共200余人。会议期间，报社举办展览会，展品有本社所印各种报纸、书籍、自制油墨、纸张、机器，还有模范人物画，其中交通员王公夜间顶风挑版送版，赶着毛驴送报，交通员黄凤宪送报，从滨海至沂蒙夜行120里……
这时，滨海、胶东两根据地之间直线距离只有250多里，但中间有敌占区、胶济铁路和国统区，山东分局等机关部队的信件报纸就必须绕行，要多走800里地。1943年3月，战邮总局派张云鹏开辟由滨海直达胶东的秘密交通线。他通过地下党组织在胶州杨家山住下，先是扮成贩卖土产的商人，越过胶济铁路向胶东探查一次，这条130里的线路初步开通，工作两个月后，在这条线上建立两个秘密交通站，从此文件在这条线上畅通无阻。此时，他感到扮商人流动性大，不便联系；做教员目标又太大，他索性把自己以50元的低价雇给地主当长工。当时他参加革命已经5年多了，现重返大田干农活，每天累得腰酸腿疼的，而且没有业余生活，也没有思想交流，他咬牙坚持下来。直到1944年秋讨李战役后，这边相继解放，建立了公开交通线，张云鹏胜利完成一年零九个月的地下任务。当他以公开身份返回杨家山时，有人好奇问：“老张，你也干八路了吗？”
记者吕若骥曾写通讯《党报在各个角落》，记述1945年夏，他在沂河岸上的大庄地主高家看到一叠大众日报 ，其中《向地主士绅进一言》的社论上画了许多圈点，旁边端端正正地写了八个字“字字良箴，句句珠玉”，当地主谈起自动减租减息时笑着说：“咱成天看报，还能不识大体吗？”无论哪个阶层都把党报当成生活必需品，连沂水城的鬼子都曾以一百元一张买大众日报进行研究。
1947年春，临沭县邮局3个武装发行组，配合武工队半个月在蒋占区边沿区发报纸1830份。他们还将各单位看过的报纸收集起来，在交通要道、十字路口张贴，群众见到报纸说：“八路早晚一定要回来。”滨南五县8个武装发行宣传组，从2月至6月中旬共张贴散发大众日报4万2千多份，滨海农村报4万9千多份，其他画报等宣传品10多万份，已成为开展政治攻势的有力武器。6月5日，竹庭县（现江苏省赣榆县，当时属滨海区）武装发行组将报纸，特别是大众日报增刊《华东战场解放蒋军将级军官介绍》贴在三里村，次日晨，蒋军二十八师一部进攻该村，到处抢掠，士兵见到报纸纷纷揭下传阅，中下级军官也要来阅读，后来该部两个士兵逃来找武工队时，身上就带着报纸，他们说：“这就是我们来解放区的路条。”
孟良崮战役后，发行的同志及时把报纸散发到集市上，扩大报纸的影响，有一天，蒋军一个班到集市上买黄豆，村干部马上把大众日报贴到墙上，跟蒋军说：“你看八路刚贴完报走了，他们一天来好几趟。”蒋军一看浆糊还没干，黄豆也不要就跑了。
人人都是独立营
战邮员凌文起是大众日报著名的发行英雄。他一个人负责沂滨区57个村的送报任务。一次他夜遇“还乡团”问：“你是哪部分的？”他急中生智高声答道：“独立营。”于是，“独立营”的绰号就传开了。
在战争年代，为了这张报纸，大众日报社共有530多位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就有345位是战斗在发行第一线的交通员！
1942年五一大扫荡时，鲁中战邮科长岳赞臣去太行山检查工作，不幸与敌人遭遇，他一人对敌作战，寡不敌众，腹部受重伤，但他咬紧牙关，冲出重围，把机要文件和沿途各站人员名单，藏在老百姓家一个草堆里。当战友找到他时，他只说出一句话：“把文件和枪交给上级。”便牺牲了。鲁南赵博县邮局局长辛华光带病工作，不幸被俘，惨遭敌人毒打，他始终坚贞不屈，最后敌人将他活埋。
庞耀同志是负责传送文件报纸的交通员，他两次往返于山东和延安之间，通过敌人封锁线，都是靠夜间走路，艰苦自不必说，更是冒着重重危险，他都胜利完成了任务。一次去延安的路上，遇到大雨，他把文件压在身子底下防雨。1945年，庞耀同志当选为全社一等劳动模范。交通员陈宗铣在大雪中送报，冻掉了4个脚趾。交通员赵洪明骑马送信，途中连人带马掉进河里险些冻死，幸亏老乡相救。
抗战胜利后，大众日报发行量巨增，从8000份增加到40000份。1946年下半年，我淮北前线部队向敌后挺进，交通员夏水茂在后面追，冒雨忍饥，昼夜兼程，多次通过敌人据点，终于找到部队，把报纸和邮件送到，来回17天，到家的那一天，他高兴地说：“局长，我的任务完成了。”1948年1月，发行部的同志要从小尚庄到驻长城岭的印刷厂去发报纸，途中隔条河，往返10里，每天风雨无阻。有个16岁的小发行员给家里写信说：“儿在发行部，一天十里路，吃糠又咽菜，发报抹浆糊，一心干革命，风雨挡不住。”
发行员们就是这样，一手拿枪，一手拿党报，冒着枪林弹雨，穿行在敌人的封锁线和碉堡群，日夜不停地奔波在一万七千多里的各条邮路上。
他们人人都是独立营！
责任编辑：余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