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的故事：永不消失的红色电波

本报记者 于岸青

收音机下岗了

1938年大众日报筹备创刊时,就成立了新闻电台。当时，全部设备是一台沂水青年报带来的六灯收音机和一台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孙陶林从延安带来的三灯的收报机。在当时来说,六灯收音机相当不错，中国的经济至战前达到顶峰，城市广播电台蜂起，谁能拥有一架中波四灯收音机，便有值得人前人后夸耀的资本；到二十几年后的1960年，一部上海产的六灯收音机还要70多元呢，相当于一个中年人一个多月的工资。而三灯收报机只是收报机中最为初级的。

创刊时期的大众日报新闻来源有三个：一是来自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的文件及战报；二是自采稿件；三是抄录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然后进行改写。这三项工作都需要最起码的文化水平，收报和译报还需要专门的技术。而当时，人员很不齐整，只有三名实习收报员，以后陆续增加人员和设备，分成三个组：收报、译报和收音，共11人。收报是将电码接收下来，译电是将电码译成文字，收音就是听收音机将国民党中央社播发的消息抄录下来。

这11人文化水平都不高，且都没受过专业的收报技术培训，所以在最初的两个月内，收报的抄不下码字，译报的译不出成句的文字。对收报机也控制不好，要么丢了讯号，要么收错了。收报机也不争气，动不动就出故障。两个月的时间里，一份完整的新闻电讯稿也没有抄译出来，只有靠收音机抄收广播记录新闻，为编辑室勉强提供新闻稿件。

没有其他办法可想，所有人员惟有苦练。收报的同志轮流日夜守在收报机边抄收电码，担任译报工作的是三位女同志，努力背诵电码，即使是抄收不完整的电报纸都认真翻译，如果翻译出一段成文的电稿时，她们就高兴，欢笑着传阅。就这样，到创刊时，收译报都有明显改观，接收的新闻稿件大体完整，从而为创刊创造了条件。

创刊半年后，大众日报电务室已经有了自己的业务能手，像田培恒已经在中央社每分钟120字的发报速度下，熟练地排除讯号干扰，把电报一字不漏地抄下来。叶丰川同志文化低写字慢，就从写阿拉伯数字开始练起，终至收报既快又准。这时，就不再需要抄录新闻了，收音机也随之“下岗”了。

从大众通讯社到新华社山东分社

1939年秋，在日军第一次扫荡中，大众日报在战斗的间隙仍坚持出油印版，稿源则大多来自电讯。报容版面则仿照铅印，所不同的是排版全由缮写员手执毛笔书写绘制，内文用蝇头小楷，标题则仿铅字。1939年8月1日出版的大众日报油印版第一期，仅二版上就有10条电讯。除此之外，还出版不定期的电讯小报“参考资料”，供领导参阅。

反扫荡结束后，分局从党校、干校调来一批干部充实报社各部门，电务室增加了不少有生力量。9月，根据山东分局决定，在大众日报社内成立“大众通讯社”，“参考资料”改名“大众电讯”继续出版，并由电台开始对外发稿。

“热身”不到两个月，10月23日，大众日报一版刊登启事：“本社电台，自本月16日起，播发新闻，波长50米，呼号CSRA，时间第一节6点至7点，第二节20点至21点。大众通讯社启示。”这意味着大众通讯社正式对外发稿。CSR是新华社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红中社）电台播发新闻的呼号，它是“中华苏维埃无线电台”的英文缩写（Chinese Soviet Radio）。1937年1月，红中社改名为新华通讯社之后，仍沿用这一呼号，直到1956年新华社改用纸模机发稿为止。 

1940年5月，为加强通讯报道，报社把电务室改为通讯部，主任为郁永言。通讯室的任务，除按时抄收并播发电讯，出版“大众电讯”和给编辑部供稿外，还要增加采访报道，对外仍称“大众通讯社”，并且从这一天开始，凡是自采稿件，都标明“大众社”。

1941年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解放区进入了一个极端困难的时期。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集中了侵华的大部分兵力，对各敌后解放区发动了极残酷的“扫荡”战争；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调集大量兵力包围、封锁、进攻解放区，使各敌后根据地面临着日、蒋两方面的夹击。中共中央于这一年5月16日在延安创办了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同时，进一步加强了新华社的工作。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包括当时山东大众通讯社在内的各地方通讯社均改组为新华社的分社，于是当年6月，原山东大众通讯社正式改组为新华社山东分社。 1941年6月28日，大众日报头版第一次采用“新华社山东分社”电头刊登了6篇稿件。但新华社山东分社一直是大众日报的一部分，直到解放后的1949年底才与大众日报社正式分开。

战火中永生

兵强马壮的通讯部却在日军的第二次扫荡中遇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著名的大青山战斗中，由通讯部长郁永言率领第二战时新闻小组，带有收发报的电台，随山东分局、115师机关活动，负责与延安联系，向党中央报告反扫荡的情况。

这个小组有30多人，到战斗结束后，查明牺牲10人，包括通讯部部长郁永言，报务主任叶丰川，通讯部的方曙、陈虹；8人被俘，另有多人下落不明。刚刚突围出来，第二战时新闻小组立即组织幸存人员，借用分局的电台收新闻，继续出版油印的“大众电讯”，鼓舞斗志。

就在大青山战斗之前的11月初，第二战时新闻小组的电台曾收到伪中华社消息，希特勒鼓吹德军离莫斯科只有45公里，斯大林已经去了古比雪夫，希特勒很快攻下莫斯科去过圣诞节。得此消息，大家心情十分沉重。11月7日，电台收到新华社播发的苏联纪念十月革命节消息，斯大林仍在莫斯科指挥红军做战，多次打退德军猖狂进攻，连德军飞机都没进到莫斯科上空，斯大林照常在红场阅兵、讲话，斯大林曾说，希特勒想攻占莫斯科，就像他要看到自己的耳朵，这话已成现实。收到这一消息大家非常高兴，立即出了红色的油印号外，分发各部门，提高了反扫荡的信心。

电台做为报社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始终与编辑部一起活动。每次转移，电台都要背着几十斤重的机器爬坡越岭，住下就要找屋顶树杈扯天线收报，边收边译；有时行军途中，重要新闻时间到了马上停下收。有一次，一条新闻没收完，发现敌情，便派出武装人员暸望阻击，台长赵传训戴着耳机坚持收完。就这样，反扫荡期间仅12期报上就刊发国内外电讯191件，可谓奇迹。

人在马达在

与此同时，大众日报第一战时新闻小组在时任大众日报管委会主任的李竹如率领下，跟随分局鲁南巡视团到达鲁南天保山区。

第一小组对外以新华社山东分社的名义工作，主要任务一是对外发稿，二是出版油印“大众通讯”，再是帮助恢复鲁南时报。电台同志按时收抄新华社、重庆中央社、南京伪中华社和本省胶东、清河、鲁中等地新闻，再由编辑记者整理一面出版电讯，一面综合本省各地新闻，加上就地采访，由电台向本省新闻单位和延安新华社发稿。这时鲁南的形势很紧张，鲁南中心区党委请报社的同志会餐，每人发两张红粮煎饼，喝红粮粥，加点肉丝炒芹菜。电台同志行军除背自己的行李，还要背几十斤重的机器，住下即使休息两小时，也要架线收报，尽管天寒地冻，摇机员摇马达发电，依然满头大汗，译电员借膝盖译报，编辑借膝盖编稿，保证完成任务。

大青山战斗后的12月4日，李竹如接到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电报，说分局损失惨重，有部电台丢失，和中央联系中断，希望他早回分局。12月8日，在行军路上休息时，电台队长刘承塾打开收音机，忽然听到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消息，住下后，他立即抄收新华社的消息和中央社消息相对照，交给李竹如。李竹如随即在区党委机关干部会上做了形势报告，他在总结沂蒙根据地的形势时顺口说：“东白山，西白山，南北漫子宝山前，南北十余里，东西一线牵。”形容根据地形势严峻，形成所谓一枪打透的局面。但同时，他鼓励大家只要咬紧牙关，形势一定会好转。

就是在这样艰苦卓绝的形势下，李竹如率第一战时新闻小组在边联县（今苍山县）抱犊崮下涧村，举行了纪念本报创刊三周年的大会。在会上，他特别表扬了报务员陈铁等的模范事迹。新年刚过，李竹如率部提前返回山东分局，并要求大家确保电台，人在马达在，头掉马达掉。日夜兼程200余里，终于在沂南县薄板台与分局会合，朱瑞亲自来村前广场迎接，高兴地说，分局电台损失，曾一度和中央失掉联系，你们始终坚持，立了大功。

号外

1944年8月20日上午，时任大众日报总编辑的陈沂接到山东军区紧急通知，滨海区周围之莒县、汤头、临沂等已集结包括日军5000人在内的共11000余人，准备开始大扫荡。陈沂立刻宣布休会，各单位迅速准备反扫荡。大众日报社分成五个战时新闻小组，其中副总编辑白学光带领电台和文印组，坚持出战时油印报，由通讯员或记者分送读者。第二天下午，白学光小组才刚跳出敌人的伏击圈，就借着树杈架线收新华总社的一班电讯，收完时，已能看见南面洙边的敌人燃起了篝火。第二天一早，小组转到村南岭坡上，电台收到苏德战场胜利消息和当地我军歼敌80余的消息，小组当即出了油印的“号外”。

1945年8月9日上午，报社电台收到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编辑正在编11日的报纸，于是一版头条发表了这条消息。这消息太重要了，电台同志24小时守候在收报机旁，边收边译。当夜，又收到毛主席声明。10日，连续收到苏联红军攻入伪满，毛主席、朱总司令致电斯大林等消息，特别是收到新华社延安急电，据合众社广播日本政府接受无条件投降。电台编辑谭克说，开始有点怀疑，当去电询问，新华社答复，消息真实。喜讯传出，全社顿时欢呼跳跃，奔走相告。深夜24时，又收到朱总司令发布受降命令，陈沂当即决定11日增出号外两万份，把振奋人心的消息及时传播出去。

1948年9月24日深夜，电台值班报务员锡婴忽然收到济南前线发来急电：济南解放。她特别高兴，因为原听说需要两个月，这仅仅3天就打开了，完全出乎意料，她迅速叫醒同事，并向房东报告好消息。大家奔走相告，燃放鞭炮，庆祝胜利。电讯送编辑部，这时25日报已经出完，立即决定出号外。这天，红色的大字号外随印随发。

战争中的“多媒体”报社

1946年3月10日，大众日报一版刊登“重要启事”：为适应和平民主新局面之需要，延安总社来电将山东分社改为总分社，所属各支社改为分社，并请示华东局（山东局与华中局合并称华东局）同意，自即日起，本社以新华社山东总分社名义对外发稿与联系。

到1946年初时，山东仍是新华社在解放区所设9个总分社中唯一以省为单位建立的总分社。当时，山东总分社下辖渤海、胶东、鲁南、鲁中等分（支）社。 

新华社山东分社自从于大众日报社内建制以来，不断发展壮大。1946年9月，为统一加强前线报道，山东总分社和华中总分社淮北分社组成山东野战前线分社，以下师、纵队成立支社。

1947年2月，山东总分社与设在苏北的华中总分社合并，成立华东总分社，大众日报社长匡亚明任总分社社长。 

1949年4月1日，华东总分社跟随大众日报社一起由农村迁往山东省省会济南。这年的8月9日，根据新华总社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指示，山东总分社与大众日报社正式分设，仍由匡亚明同志任总分社社长。

战争年代的大众日报社，不仅办报、办刊、办书店，还曾办过山东史上的第一部电台。1948年7月底，做为报社一部分的新华社华东总分社和电台搬到临朐城西月庄，为了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充分发挥新闻效益，决定开展对外广播，于是，总分社又成立口播部，对外称“华东新华广播电台”，共有17人，由总分社编辑部和报社编辑部共稿。在西月庄，电台还开始了最基本的建设，广播天线按标准设计，三节粗木杆连接，竖立空中。木杆底部直径约一人刚能搂抱过来，比起新闻台在树杈和屋顶支线可“阔气”多了，一排民房约十多间，一头装着发电机，另一头是播音室，9月12日开始试播，这是山东乃至华东新闻史上的又一创举，也是山东及华东广播事业的开端。

在最为困苦的时期，曾有首歌在报社内非常流行：“困难是巨火，把我们锻炼，我们是坚钢，愈炼愈坚强，困难是我们的，胜利也是我们的，谁能熬过这艰苦斗争的锻炼，谁就能达到胜利的明天。”历经十年战火的陶冶，大众日报终于迎来了胜利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