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让新闻事业将生命燃烧
2014年01月01日 15:38来源：新华社
“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年代，这是新闻工作者之幸。”陈中华说。作为党报记者，多下基层、多到改革的第一线，将新事物、真情况、基层一线干部群众的心声，以及记者的思考，反映给读者以及制定政策的有关部门。这就是记者的价值。
让新闻事业将生命燃烧--记大众日报社高级记者陈中华
有人活着为名，有人活着为利，而他把新闻事业看作自己的生命。５２岁、癌症、作家，这些字眼中的随便一个，都有条件让他离开采访一线，但他还是选择了让新闻事业将生命燃烧。他，就是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特派报道组高级记者陈中华。 “他是庄稼地里长出的记者”
“深入基层采访，常常因在村里采访，没地方吃饭，饿上几小时；吃饭时常自己掏钱请基层的被采访者吃饭；常常因交通不便，走上几公里山路、土路；搞舆论监督受恶人威胁、围攻；采访途中患病而坚持采访完才回家治疗……这些都是常有的事，也早习以为常，我以为就像任何一个人在工作生活中会遇到一些困难一样，这就是我们的职业特点。认识到这一点，再苦再累，心里也是甜的。”——陈中华
记者是个年轻人的行当，别人当记者都是从２０多岁血气方刚时干起，而陈中华到大众日报当一线记者时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今年５２岁的陈中华，长期在山东省作协所属文学报刊任中层干部，１９９５年起担任《作家报》副总编辑。１９９８年底，省级媒体整合，作家报并入大众报业集团。
２００３年，陈中华由《农村大众》进入《大众日报》。由于调查性报道出色，他通过竞岗方式进入了《大众日报》特派报道组，专门进行重大选题的深度报道。此后，他的视线一直没离开过农民、农村和各行各业基层的百姓。
当记者，他就一个字：跑。他走出高楼大院，走向新闻事件的第一现场。为了一个题目，陈中华经常跑几个县城、几十个村庄，他采访之细、思考之深为同事所钦佩。
“现在，很多年轻记者吃不了苦，采访要被采访单位派车接送，但陈中华从来不摆架子。在济南，他就骑着伴随了他十几年的电动车走街串巷采访；在济南以外，他就坐农民兄弟的摩托车，或者搭乘沿途的农用车下乡采访。”同事宋弢说。
鲁西农民史朝旭是他的老朋友，陈中华每次去当地采访都要找他，史朝旭就用摩托车带着陈中华，一天跑两三个县、七八个村庄。“效率极高，这是乘轿车远不能比的。”陈中华说。
陈中华的农民朋友多，有时采访结束就住在农民家里。不过，他从来不吃农户家的饭，在乡村地摊上买个烧饼、喝碗汤就算一顿。史朝旭说，自认识以来，就请陈中华吃过两次饭，一次是两人一起吃了６元钱的面条，一次是花５角钱买了两个烧饼。
大众日报社考评委员会业务总监魏绪玉说：“陈中华的作品８０％是农村题材。他关心农民的实际生活状况、切身利益，他的心与农村、农民是连在一起的。”
每当与同事或朋友聊天，陈中华的话题总是离不开农村困难群众、信访百姓、流浪乞讨儿童、失业者等特殊群体，对他们的生存状态他满怀牵挂。社会救助站、信访局、儿童福利院这些地方都成了他的采访基地，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一次。
有一次，陈中华去海边一个城市采访，无意中见到的一幕让他很震惊：４名民工用每月１００元的价钱，租住着小岛上一个鲍鱼养殖看护窝棚。窝棚距海水仅十几米远，潮湿得墙面地面全是水。他说：“不走近他们，不亲眼目睹他们的生活状况，你无法想像在城市繁华风景背后，还有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回去后，他写下了《住在城里的农村人》。这篇饱含感情的作品后来成为年轻人学习的范文。
这些年，陈中华跑遍了全省１００多个县（市、区）、３００多个村镇，记了满满３６个采访本、１２０多万字的采访笔记，写出１００多篇重点、深度报道，获得５０项各种级别的新闻奖。
“陈中华不是我们‘树’起来的，他是从庄稼地里长起来的记者。”魏绪玉说。
“我要活着，哪怕做个残疾人也好，只要能继续写稿”
“当时，我甚至想：即使让我做个残疾人也好，只要能活下来，只要能继续写稿。如今我身体在一天天康复，回忆起来，做自己热爱的工作，反而有利于一个病人的康复。受这种心理支配，我的确没感到自己在大病康复期内干点工作有什么苦可言。”——陈中华
２００６年６月，正当陈中华干得起劲时，被查出患了鼻咽癌。“我蒙了，不想死，这辈子还有好多事没有干。还有好多农民提供的线索没有调查，自己的文学作品还没有结集出版，人生的好多目标还没有实现。就像做了一个噩梦，真希望醒来以后，这一切不是真的。”时至如今，回想起来那段难挨的时光，陈中华还欷歔不已。
“我可能熬不过去了”“生不如死”……在陈中华那个阶段的日记里，歪歪斜斜地写着这样的字眼。他已经拿不住笔。“手里没有笔，生命就如同一具空壳一般。”
得知陈中华患病的消息，他的农民朋友们来了。他们用麻袋、编织袋装着自己种植的蔬菜、水果、粮食，自己养的鸡，从各地赶到济南来看望他。这些朴实的农民朋友在他床前无声地掉泪，有的以笨拙的语言安慰他。这些在陈中华看来是那么亲切，甚至是抗争病魔的力量。
陈中华说：“我只是一个采访过他们、在报纸上真实反映过他们心声的记者，他们这样对我，让我内疚和不安。我感到欠他们太多，只能暗下决心，有机会报答农民朋友的挚爱和信任。”
“我要活着，哪怕做个残疾人也好，只要能继续写稿。”他在日记中重新写下充满希望的句子。
他开始为重返工作岗位做准备。口腔咽喉溃疡，咽喉像着火一样肿痛，食物根本无法下咽，他就先让大夫上点麻药，趁着药劲赶快吃；疼痛像电波一阵阵袭来，他就用头撞墙以分散疼痛感。
治疗期间，他重新拾起笔，走不出医院，身边的病友就成了他关注的对象。他病中记下所见所闻所思，有时候身体虚弱得握不住笔，就让妻子代为记录。这些为他日后采写新闻积累了不少素材。
２００６年底，陈中华经治疗后出院。几个月后，他就主动要求回到采访一线，仍然骑着电动车在社区转悠，或者搭乘长途车下乡采访，报道对象仍然聚焦在农民、市民等最基层的群众身上。病后恢复工作第二年，他就因为稿件数量和质量名列前茅，被评为大众报业集团“十佳记者”。
２００９年４月，陈中华与同事去天津出差，采访过程中几次流鼻血，他不声张坚持到采访结束。晚上回到住处，悄悄地在百度上搜索，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只要有身体在，就能多干些事。面对死亡，要说不害怕是骗人的。”他说。
他的同事说，每次去医院复查前，他都尽可能地把手中的稿子交给编辑才走，他是怕万一查出复发，就没办法回到工作岗位上。
如今，陈中华依然坚守在采访一线。有年轻记者问他，你不觉得这样很苦吗？他却说：“新闻事业是我的精神支柱，采访、构思稿件、撰写文章能让我忘记病痛，无形中减轻了许多精神压力，身体的康复也许就得益于工作带来的舒畅心情。”
陈中华原先的同事、《农村大众》记者徐少林说：“承受身体和精神的打击，如果没有一腔热爱，他早就被打垮了。因为这一份热爱，他把所有苦变成了乐，一辈子活出这个水平，值了。”
“在这个改革的年代发挥作用，还有比这愉快的事吗”
“我们不是高官，没有改革社会、管理社会、解决社会矛盾的直接权力及手段，但国家变革匹夫有责，我们当然有责。用自己的笔，借助这样一个权威的媒体，表达自己的思考，从而启发读者，在这个改革的年代发挥自己的作用，还有比这愉快的事情吗？”——陈中华
近两年，山东省提出“百万农户住新房”规划，力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陈中华抓住这个选题下乡采访，先后走了３市５县十几个村庄，了解农民生活发生的变化。
２００５年６月，正是各地房地产市场红火之际，住房完全商品化的声音淹没了媒体版面。经常与基层百姓打交道的陈中华隐隐感到些许忧虑。此时，他获悉在经济并不发达的山东省济宁市，政府投资数千万元，建设了１５３套廉租房，全分给特困群体租住。他随即到济宁市采访，在稿件中提出，政府必须有超前意识，早早考虑保障性住房、廉租房建设问题。
２００７年７月，陈中华获悉青岛市政府准备投巨资，建设大批廉租房，以彻底解决城区贫困人口居住难问题，便立即赶赴青岛，再次呼吁。
“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年代，这是新闻工作者之幸。”陈中华说。作为党报记者，多下基层、多到改革的第一线，将新事物、真情况、基层一线干部群众的心声，以及记者的思考，反映给读者以及制定政策的有关部门。这就是记者的价值。
同事徐少林说：“他太热爱新闻事业了，其他事都影响不了他。职务晋升、生活待遇、人际矛盾等等，这些他都不往心里去。他最高兴的就是，干记者，站在时代潮头，为时代鼓与呼。”
美国报人普利策曾经说过，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守望者。陈中华正是这种守望者，靠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人民群众、党的新闻事业的忠诚，他选择了让新闻事业将生命燃烧。（记者张晓晶、董春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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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余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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