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7日，报社老同志与大众日报创刊地沂水县的老房东在一起。自左至右为陈沂（左一）、刘导生（左二）、匡亚明(左四)。（本报资料片）
■匡亚明简历
匡亚明(1906—1996)江苏省丹阳人。曾先后就读于苏州第一师范学校和上海大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曾以江苏团省委特派员名义领导宜兴秋收起义。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徐海蚌特委宣传部长、上海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先后四次被捕，受尽酷刑而坚贞不屈。1937年被营救出狱后历任中共中央社会部政研室副主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兼《大众日报》社长、总编辑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政治研究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等职。1955—1963年任东北人民大学(后更名为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1963年起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文革”中备受迫害，1978年复出，担任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1982年起为南大名誉校长。1991年被任命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晚年主持编写《中国思想家评传》。著有《孔子评传》和《求索集》、《匡亚明教育文选》等。
□ 本报记者 于岸青 孙 巍
7月24日，日照碧空如洗，刚下过的一场暴雨，把海天洗成一色。在大众日报创刊70周年前夕，大众报业集团一行数人看望了在日照休养的大众日报第一任总编辑匡亚明的夫人丁莹如教授。
丁莹如教授今年81岁，满头银发，身体康健，虽年已八旬，但思维清晰，“不亚于60岁的年轻人”——老人这样风趣地评价自己。“大众日报首任评论员”
见到我们，丁教授的第一句话是：“非常感谢大众日报，大众日报对待自己的职工真是好。匡老也是大众日报的职工啊。”
匡亚明是大众日报社最早的职工之一，为首任总编辑。创刊之时，编辑部的六七个人当中，匡亚明是惟一有办报经验的。上世纪30年代初，他曾担任中共沪东区《前锋报》编辑，后又做过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合办的公开报纸——上海《日日新报》的主笔。期间，他发表了大量揭露黑暗、呼唤光明的战斗檄文，撰写了许多研究传统思想文化的学术文章，由此，匡亚明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兴趣一直保持终生。作为大众日报首任总编辑，匡亚明这方面的优势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创刊之时，匡亚明根据大众日报的宗旨“立足于大众，大众办，大众看”，提议报名为“大众日报”，并得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赞同。但有人说，目前条件“日报”做不到，而报名又不能常改，名不符实嘛。结果是保留“大众日报”名称，但在《本报启事》中说明：“由于印刷机关还没有完全整理及补充起来，所以本报只能暂出三日刊……我们当以最大努力使它不久成为二日刊以至日刊……”创刊号顺利出版后，正当1939年新年，当晚全社召开了庆祝元旦并庆祝创刊的娱乐晚会，匡亚明兴致勃勃地表演了一个节目——《苏州人念诗》，引得大家欢笑不已。
战争时期，不仅没有办报经验，也无法向外报学习。匡亚明随身携带着几本英文的列宁著作，其中《列宁的》中介绍了列宁如何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办《火花报》的过程，这对大家来说真是如降甘霖，匡亚明立刻着手翻译出来，在报上连载，供大家直接学习运用。据此，匡亚明建立了发稿前集体讨论，出版后又集体评报的制度，使这个也是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草创的报纸，思想上业务上都得到迅猛的进步。
匡亚明特别重视报纸的灵魂——社论，除聘请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亲笔撰写外，直到1939年6月6日的72期报纸中，有40多篇社论均由匡亚明执笔，匡亚明堪称是大众日报的首任评论员。大众日报首任社长刘导生调走后，匡亚明负责报社的全面工作，那年他只有33岁，却是全社年龄最大的同事。白天去分局开会处理日常事务，晚上借着菜油灯光写社论，翻译资料，还亲笔写新闻，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
艰苦的平静也是那么珍贵。1939年夏，日寇开始第一次扫荡，报社与省委其他机关80多人共同组成了沂蒙工作团，匡亚明任团长，任务是一面打游击，一面做群众工作。曾领导过宜兴秋收起义的匡亚明颇有战斗经验，指挥起来也是颇具大将风度，打起仗来临危不惧，部队撤退时他拖着当时受伤的腿，往往走在队伍的最后。夜间行军，他还会情绪高昂地哼唱上一段《马赛曲》……
工作团武器严重不足，接群众举报后，匡亚明带领一个班去龙湾村起回了国民党军队留下的80多支枪和部分弹药，这样，工作团每人一支还用不了。在扫荡期间，匡亚明领导工作团共与日敌交手三次，打死打伤敌人数十人，我方牺牲一人，可谓战绩不小。
此后不久，匡亚明接受新任务，离开大众日报社，奔赴延安。
延安归来整顿改革
1946年，大众日报创刊七周年、出版千期之际，匡亚明重又回到大众日报，继续担任社长兼总编辑。7年后的大众日报社已发展至400多人，迁址临沂城，是当时山东分局所属最大的机关单位。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不久，1946年2月2日，军调济南执行小组(注)三方代表飞抵临沂山东野战军总部，会晤了陈毅军长和山东省民主政府主席黎玉之后返济。
对这一事件，大众日报记者全程参加，但却没有写稿。2月5日大众日报刊载的报道是新华社播发的新华社记者李普所写稿件。匡亚明看了非常生气，当即召集大家开会。他指出，同一件事本报特派记者无报道，还用电稿，这是失职，也是本报的奇耻大辱；这种长期形成的游击习气、拖拖拉拉、不讲时效的作风必须改变。经研究，报社决定，自此要做到当天报纸当天出，每一个环节都要进行调整。两周后再看，大众日报的时效性已大大提高。
由此发端，重回报社的匡亚明围绕着提高报纸质量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
他先从改进作风入手，从一点一滴抓起。他要求全社人员都穿上统一配发的军装，除臂上佩戴“八路”符号外，胸前还要戴上方形的“大众日报社”胸章，正面是姓名、职务，背面印着“拥政爱民，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完成任务”四句格言。一次，通讯部小编辑娄健华编稿时，将“ 问” 字中间的“ 口” 写成了“T”，匡亚明马上将小娄找来说，你小小年纪造字，我从山东到延安就没见过这个字，叫别人怎样排印？这些话让娄健华一直铭记在心，从此以后，书写工整，再不敢有丝毫马虎。还有一次，记者伊兵从100多里地外寄回一篇稿件，字迹潦草，匡亚明当即寄回让他重写。稿子失去时效性不说，等伊兵回来，匡亚明仍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匡亚明给总务科写条子，让给记者编辑、 译电员们发笔墨，大家都要练习写仿，他亲自帮助批改。此后，很少再出现因字迹不易辨别而误稿的事。匡亚明还规定每人都要参加出早操，不得例外。他不仅早早到场，而且亲自点名。时任副总编辑的陈冰迟到了，照样在队前罚站。他还响应解放区的号召参加生产，厉行节约，每天纺线两小时，夏天把棉衣中棉花抽出来补补膝盖，继续当单衣穿。供给科要给他做件洋布衣，他知道后问：“这是谁决定的？我的衣服不是很好吗？”
在报纸内容方面，匡亚明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调整。抗战胜利后，读者面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的部队为主向工农等普通读者拓展，因此4月1日特开辟新栏目“工农园地”，匡亚明亲自撰写发刊词：“最近收到工农通讯员同志来稿很多，有不少写得很好，说明解放区的工农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后，更积极要求文化翻身。……我们特辟这个栏目，以临沂为工农通讯运动实验区，希望亲爱的工农通讯员同志们……学习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要求。”并指出这个栏目将是工农“文化翻身的标志”。
4月底在匡亚明建议下召开了座谈会，就改版向读者征询意见，来自党、政、军、民各机关及山东大学的30多位负责同志对报纸提出了方方面面的意见。时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的陈毅军长作为读者也对大众日报提出了意见，在肯定了大众日报的成绩后，他说，有的报道嫌零碎，缺乏一个中心和线索。报上尤其不应有错字，宁可出空白。会议当天，大众日报即刊出启事“本报即将改出对开大张，并增设综合性副刊，深望大家踊跃惠赐大作……稿费从优。”5月10日，对开大张的大众日报出版，一版发表了匡亚明激情满怀的增版献词：“大众日报的历史和山东人民抗战史分不开，它是山东人民英勇抗战的史诗，也是山东人民艰苦抗战的缩影。……和平民主新阶段到来后，在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改革的总任务下，它又担负着更艰巨的任务。今日增版，正是它迎接这一任务的初步。……值此增版兴革事多，我们虔诚希望全体读者及各界人士，本着过去爱护本报和人民喉舌的精神，给予多方面帮助。”
同时，匡亚明还领导了技术改造，从技术支持上改变大众日报“小米加步枪”的简陋状况。工人们的积极性极大焕发，用蒸汽机和锅炉调试发电成功，从而启用了上年就从上海买回但因无电一直搁置的对开印刷机，从而达到四部对开机交替使用，大众日报印刷技术从此告别了手摇马拉的马达和“骡达”，进入了真正的工业时代。
军事报道战役打了大胜仗
解放战争开始了，大众日报社撤出临沂城，开始了又一次的战略转移。匡亚明亲自参加并指挥了对鲁南战役的报道。关于鲁南战役，中央军委在战前给粟裕和陈毅的指示中说：“鲁南战役事关全局，此战胜利，即使苏北各城市全失亦有办法恢复……”自1947年1月2日战役打响，历时19天取得大捷，共歼国民党军 5.3万余人，首创华东战场我军一次歼灭国民党军两个整编师和1个快速纵队的纪录，挫败了国民党军进攻临沂的计划。大众日报派遣10余位记者进行全程战地采访，先后发表消息、公报、言论、通讯、署名文章和图片等97件，报道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均属空前。
战争临近结束时，匡亚明和陈冰随陈毅军长一同乘车赴前线看望记者。当行至向城附近时，迎面5名我军伤员拦住汽车，随行同志示意请他们让开，陈毅当即制止，跳下车，向这几位战士敬了个军礼，然后问：“你们是哪部分的？”一位战士随口答道：“老子是天下第一军，你是哪部分的？”陈毅说：“我是天下第一军军长陈毅！”听罢，几位战士迅速列开。陈毅问明原由，原来他们未经医生许可，偷上前线。陈毅马上命战士们“赶快上车，我送你们去”。
鲁南战役报道为此后的淮海战役报道做了有力的铺垫，到历时65天的淮海战役报道时，大众日报仅在74期报纸上就刊发报道640件，有力地配合了夺取战役的伟大胜利。
报道生活 干预生活
鲁南战役后，国民党军队对鲁中地区进行疯狂反扑，山东分局对机关人员进行了疏散，当时患病的匡亚明带领4位同志到了烟台。
虽然此行主要目的是养病，但匡亚明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新闻工作者，在匡亚明的亲自干预下，期间围绕一个普通市民因车祸致死事件演绎了一曲维护民族尊严的壮歌。
1947年5月23日，联合国救济总署(简称“联总”)的美籍工作人员史鲁域驾车将洋车夫杨禄奎撞伤后欲逃，匡亚明的随行人员李万槐恰路过此地，见此当即拦车。但史鲁域态度极其傲慢无礼，竟纵狗去舔伤者头上流出的血。李万槐让人看守现场后，速回住处报告了匡亚明。匡亚明极其愤慨，马上带警卫员到现场救人，接着通知了市政府，但遗憾的是伤者当晚不治身亡。匡亚明通知报社，报社速派记者赴烟，对此事进行了连续跟踪报道。前后凡40天，大众日报的报道促成了此事合理合法地得到解决：“联总”驻烟台代表李普尔在烟台日报发表声明，向解放区人民公开道歉，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向死者家属深表同情并给以赔偿。事发23天后，烟台地方法院临时法庭对史鲁域依法进行了审判。7月 3日大众日报报道《杨禄奎家属抚恤问题圆满解决》，就此事的结尾向读者进行了交待。这次报道应该是大众日报较早地进行社会干预的成功案例。
1948年6月，为迎接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大众日报迁至临朐，这是大众日报历史上第四次战略大转移。匡亚明此时被任命为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仍兼报社社长及总编辑，但他的工作重心开始逐渐转到新的角色当中，直至 1950年正式调离大众日报社。
魂归齐鲁
上世纪80年代初，匡亚明从南京大学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一心一意完成一桩40年未了的心愿，那就是系统地梳理中国两千多年的思想史。
他此时正在筹划一个庞大的计划，庞大到不像一个80岁老人所想的事。
1939年底，匡亚明在延安时所住的窑洞紧邻着毛泽东主席的窑洞，因此他常有机会与毛主席交谈。“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毛泽东主席1938年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报告中的一段话。匡亚明将领袖的倡导铭记在心。1942年延安整风时期，匡亚明有机会当面向毛泽东请教对孔子的评价，谈及孔子“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观点对整顿党风颇有针对性，谈及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问题……
匡亚明说，我的愿望是从中华民族2000多年来在文、史、哲、农、工、医、政治等方面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精选200人，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对他们的思想加以评述，由微见著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
他想的是完成毛主席的命题，给历史一个交待。
1981年到1985年，他伏案写作，并与各方专家细加研讨，4年写就30余万字的《孔子评传》，由山东齐鲁书社出版。这就是直到2006年，匡亚明已仙逝10年之后才出齐的皇皇200巨册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开山之作。自此，匡亚明重又与山东建立起了紧密联系。丁莹如教授说，那时每年到山东的次数，数都数不过来。
匡老逝世后，江苏宜兴提出将匡老的骨灰安放在宜兴。1927年11月，匡亚明以江苏团省委委员和特派员的身份参加并领导了著名的宜兴秋收起义，这次起义被陈云同志称为“江南第一枪”。但匡老的儿子说，当年他和父亲一起爬泰山时，父亲告诉他百年后一定要把骨灰葬在山东，因为“山东是我的第二故乡！”
丁教授说，在大众日报的帮助下，完成了匡老的心愿。
匡亚明的一部分骨灰安放在沂水王庄——大众日报创刊地。采取的是环保的树葬形式，现在已成为山东青少年爱国主义传统教育基地。
匡亚明是江苏丹阳人，在他九十一年的人生中，在山东生活和工作的时间不过十分之一，但山东却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中。丁教授说，他的许多生活习惯已经“山东化”了，比如身为南方人的他特别爱吃大葱，而且一定得是那种又粗又长的山东大葱。
注：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于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共同颁发了1946年1月13日午夜实施全面停战的命令。为保证停战命令的有效执行，成立了由国共美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及“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具体负责监督停战事宜。为了监督调处全国各地停战协定的执行，军调部在全国派出了31个军调执行小组。其中，山东地区设济南等7个小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