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大众日报：我们一起走过七十五年

　　□　安　林

　　《大众日报》即将迎来75周岁生日,而我也已经93岁了。
　　回忆我这一生事业的起点,就是《大众日报》。我18岁与《大众日报》结缘,作为创刊时仅有的4名记者之一,我对这份报纸有着独特的深厚感情。
　　我原名叫党鉴民,1921年出生于济南原历城县,后在济南师范学校读书。“七七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的高潮,我也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中共山东省委领导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同年冬天,我被送往沂蒙山区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
　　就是这时,《大众日报》筹备在1939年1月1日创刊。因为我之前喜欢写墙报,于是就被抽调过去。事实上,当时我只是见习记者,还称不上记者。
　　当时的编辑室,李戴、何浩、卢石流、张凤芝4人,每人负责一个版面；记者也是4个人,谷洪、田韬、李辛夫和我；另外还有电务室、营业室、文印室。虽然说是各有分工,但实际上大家热情都很高,啥活儿都干。
　　在《大众日报》创刊号第4版上,我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沂水县妇女救国会成立大会速写》。妇女救国会是沂水第一个抗日团体,当时妇女能从家里走出来已非常不易,况且那么冷的天,她们100多人虽然都裹着小脚,却从沂水各地赶到王庄,一路高山峻岭的,真没想到她们的觉悟这么高!我所做的,就是把这件事客观地记录下来。
　　我还记得,在这篇800多字的文章里,有这样一句总结性的话:“老太婆们也张开牙齿不全的口,在皱纹满着的脸皮上,露出中华民族解放的微笑!”
　　现在读来,一些用词令人忍俊不禁,那都是有时代背景的。我那时候还只是个18岁的中学生,什么也不懂。现在看来,这篇文章有点“不成体统”。
　　当时外部办报环境虽然恶劣,但报社内部的关系很融洽。几位年纪大的编辑,亲自辅导我们怎么写新闻。报社的同志们积极学习列宁的办报思想,总编辑匡亚明还把列宁的著作翻译出来供大家学习。
　　那时候,大家有啥问题一起讨论,互称同志,有话直说,气氛很是民主。在这种环境下,干什么事都很有激情,进步也很快。
　　有一次,匡亚明写了一篇社论,很是重视,让我校对。我很认真地校了好几遍,没想到见报后,还是出了一个小错,把“互相”印成了“相互”。当时匡亚明住在王庄,我住在印刷所,匡亚明就给我写了一封信:“鉴民同志,我们共产党人讲究认真二字,工作一定要加强责任感。”我觉得自己不应该出这个错误,就跑到印刷所去调查。原来是印刷工人在制版时,不小心掉下来几个字。制版工人自己也有些文化,就试着自己重新排了版,结果就出现了这个错误。我当时年轻气盛,于是给匡亚明写了回信:“亚明同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就大棒呵斥,不妥。”
　　这件事,是个工作中的小插曲。我与匡亚明总编辑的关系很好,一点儿也不受此事影响。他这人有学者的味道,有高级知识分子的派头。
　　1940年春,我被报社派去抗日军政大学山东分校学习,本来毕业后应该继续回到报社工作,但后来由于日寇对沂蒙山区进行了野蛮“扫荡”,形势变得异常严峻。毕业时,根据工作需要另行做了分配,最终没有能够回到《大众日报》。我虽然在《大众日报》工作的时间不长,但却是《大众日报》使我走上了党的新闻宣传和文化出版战线,此后几十年从未间断。进《大众日报》时,我还只是个懵懵懂懂的学生,是《大众日报》紧张艰苦的环境锤炼和为大众服务的理念熏陶培养了我。现在想想,对我的一生有着重要影响。
　　如今,我年事已高,行动不便。2010年的时候,儿子和老伴儿回了趟沂蒙山区。他俩特意到《大众日报》创刊地走了一圈儿,在原来《大众日报》的印刷所门口录了像,回来放给我看,我高兴地看了好几遍。
　　现在,《大众日报》已经发展成现代化的报业集团。在那创刊的艰苦年代里,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能有今天这样壮大的局面。年轻人赶上了好时代,大有作为,祝福你们!也祝福母报,越办越好!
　　　　　　　　　　　　　　　　　　　　(肖芳　整理)

　　作者简介:安林,原名党鉴民,《大众日报》1939年1月1日创刊时的四位记者之一。1940年春,被报社派去抗日军政大学山东分校学习,毕业后到滨海区抗敌自卫军宣传队工作。此后又调到山东省文化界抗敌协会文工团、《鲁中大众》、《淮海日报》等单位工作。解放后,任山东省出版局副总编辑兼文艺处处长,1983年离休。

　　原标题：我们一起走过七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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