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石刻文化之大字鼻祖榜书之宗 ——泰山经石峪

2013年12月14日 11:39作者:来源:泰安日报

佛教传入泰山地区的时间,据史料记载在东晋时期,至南北朝时期得到大发展。在众多的摩崖刻经中,泰山经石峪刻经以其显赫的地理位置及其独树一帜的书法特色,成为我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朵奇葩。经石峪刻经的书法,属于南北朝时期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一种新的书法艺术形式——隶楷体。

 

 

 

经石峪。 摄影 王德全

 

 

  佛教传入泰山地区的时间,据史料记载在东晋时期,至南北朝时期得到大发展。一时间泰山南北高僧云集,佛寺遍布,大量反映佛教徒信仰的摩崖刻经涌现。以泰山经石峪为中心,先后出现了东平洪顶山、司里山、银山、白佛山和新泰徂徕山、宁阳神童山等处摩崖刻经、题记。在众多的摩崖刻经中,泰山经石峪刻经以其显赫的地理位置及其独树一帜的书法特色,成为我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朵奇葩。

  泰山经石峪(又名石经峪、石经谷,皆因经刻而名),位于泰山中路斗母宫东北400米处的山峪中,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佛经摩崖刻石之一。峪以经而著名,经又因峪而得势。在南北长56米,东西宽36米,面积约2000平方米平缓的大石坪上,镌刻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上卷第一篇至第十六篇内容,共计3017字。经过岁月的洗礼,现刻经可识者仅1051字。刻经文分47行,自南向北竖行刻写,每行字数不等,多者125字,少者仅10字。每字大小不一,大多数字高35厘米左右,宽40—60厘米,整体布局前部较整齐,并刻有界格,后部则较为松散,出现尚未刻完的双勾字,约占整个摩崖刻经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些字因镌刻较浅,风化严重,目前尚能辨认的仅25字(安廷山《山东摩崖书刻艺术》)。刻经虽依摩罗什所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版本为依据,但文字与现行本稍有区别。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载体的泰山,中国人心目中的神山、圣山,有如此大规模的外来文化涉足,其产生的文化背景值得探讨。

  刻制的文化背景:精神极大解放的南北朝

  泰山经石峪刻经没有任何形式的题记,刻立时间、目的、书者皆无记录,因此一直以来泰山经石峪刻制的文化背景成为一个谜。自明代开始对于经石峪的刊刻年代及书丹人众说纷纭,曾有北齐王子椿说、东晋王羲之说、南北朝唐邕说等。清道光年间,利津人李佐贤在对泰山经石峪及尖山、葛山、铁山、冈山摩崖刻经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首次提出刻经的书丹者为僧安道壹。自李佐贤之后,诸家著录多认可经石峪书者为安道壹的说法。1986年至1990年间,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对泰山及周边地区刻经群进行了大规模传拓、绘图、测量和考察研究工作,特别是1995年对东平洪顶山摩崖刻经的发现研究,再次确认了泰山经石峪刻经书丹人为僧安道壹,刻制时代为北齐的观点(赖非《僧安刻经考述》,《北朝摩崖刻经研究》),经石峪刊刻年代及书者这一千年疑案最终有了定论。

  北齐所处的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动荡、战火四起、政治格局变幻异常频繁的时代。然而在文化上“却是精神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宗白华:《美学散步·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没有标准的制约,没有权威的统辖,汉代统治者尊为“官学”的儒家思想,无奈地失去了“独尊”的地位,经学和谶讳也受到致命的冲击,这就为外来佛教文化的迅速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文化背景。先看社会的上层,由于豪门贵族专权,聚敛财富,在生活上极情纵欲,腐朽奢靡,但政治的动荡,顷刻将便会使这一切烟飞灰灭,人首异处。物质的享乐无法弥补极度的精神空虚和恐惧,“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世说新语·品藻篇》注)。生活社会中层的士大夫及门阀士族垄断着国家政权,“九品中正制”堵死了平民庶族进入统治阶层的道路。士人读书无用,报国无门,儒家经世以致用的传统价值观遭到了灭顶之灾,清谈玄学之风日起。而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庶民百姓,则是社会变革中最大的受害者。军阀混战、屠杀掠夺、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对平安生活的渴望也就成为最迫切的需要,就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一种新的外来文化,一种信仰文化的传播与扩散有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泰山自身的知名度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特别是在君主大事推广佛教的大背景下,佛教在泰山得到广泛传播。在山东逐渐形成了以泰山为中心的佛教传播区域,“主要集中

  在西北部的清河(今山东临清)、东阿(今山阳谷东北)、中部的泰山、济南、临淄、青州,南部的任城(今山东微山西北)、金乡(今山东嘉祥南)、高平(今山东邹城西南)、东莞(今山东沂水)和东部的牢山(今山东崂山)等地区”(安作璋主编《山东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作为佛教文化的传播中心,泰山出现了诸多在全国范围内有一定影响的高僧和寺院。

  在这些高僧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竺僧朗。僧朗前秦京兆人,“皇始元年(351)移卜泰山”(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五《晋泰山灵岩僧朗》)创建了山东地区最早的寺院——朗公寺。建成后的朗公寺内外建筑数十间,已颇具规模。相传僧朗在此讲法时,“猛兽归伏,晨行夜往,道俗无滞,百姓咨嗟,称善无极”。故当地人至今仍称金舆谷为朗公谷,足见僧朗在当地的影响。僧朗之外,释僧敦、僧意、僧法定、僧照、僧志湛等也都是魏晋南北朝期间在泰山出现的高僧。僧敦继僧朗后主持朗公寺,僧意主持泰山东北麓的谷山寺,僧明创建泰山西北麓的神道圭,僧法定复兴拓建泰山西麓的灵岩寺,僧照主持泰山西麓的丹岭寺,僧志湛主持泰山西麓的人头衔草寺。另外,在泰山南麓四禅寺、光华寺也相继建立。高僧的出现,佛寺的建立,信众群的不断扩大,为佛教经典在泰山的刻写提供了环境氛围。

  选址的宗教价值:叫板泰山传统宗法

  经石峪刻经刊刻于泰山之阳,泰山的历史主轴线上,地点可谓显赫。为什么在佛教寺院稀少的泰山之阳,会留下一处如此大规模的刻经呢?南北朝时期的泰山,虽然高僧云集、寺庙众多,但却存在一个相当明显的现象,即这些寺院中,没有一座建在泰山之阳,也就是说在泰山山阳的盘道两侧,没有一处佛教文化的主要标志,这种情况是由泰山历史文化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也是由佛教早期传播特点决定的。泰山是宗教名山,在佛、道两教产生之前,泰山信仰以传统的宗法性为特征的体系已较完备地建立起来(刘慧《泰山宗教研究》)。佛教进入中国,还曾利用过泰山的宗教信仰。泰山被纳入道教系统与佛教一样,借用的只是泰山的名望,因此泰山虽是宗教名山,却没有成为佛教名山,也没有成为道教名山。泰山传统宗教的独特优势,使其它文化的侵入,因受到文化氛围的限定而困难重重。正因为如此,作为佛教、道教的宣传阵地——寺庙、道观,在南北朝早期,并未出现在泰山之阳的突出位置。

  南北朝后期,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时期,作为统一象征的泰山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是这一区域内最高统治者对佛教的崇尚与利用,使佛教蓬勃发展,一时成为佛之天下,佛教组织成为一支不可轻视的社会力量。加之社会的无序,传统的信仰观念发生了动摇。在南朝梁僧祐所撰的《弘明集》卷十四,就收有一篇《竺道爽檄太山文》。所谓“檄文”,就是军书,而在这里,便是战书,“敢告太山东岳神府及都录使者”,直接向“太山之神”叫板。也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作为一种时尚,泰山之阳经石峪刻经的刻写已水到渠成。

  在泰山之阳刻下这么大规模佛教经典,对佛教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既是对两次灭佛运动的对抗,保护了佛教经典,宣扬佛教文化的需要;同时也是对泰山传统宗教的一种挑战,如同僧道爽的“檄文”,在泰山刻经所宣泄的是一种文化的气势,是一种文化势力的象征。正如有人指出的:“华夏民族以其宽广的胸怀和宏伟的气魄,吸收、消化着外来文化,而非被外来文化异化,北朝的摩崖刻经不是作为舶来品,而是作为‘国学’和孔儒老道摆开了一副争天夺地的架势。”(滋兰《从北朝摩崖刻经说到书分三派》,《北朝摩崖刻经研究》,齐鲁书社,1992年版)

  在佛教将经文刻在经石峪后,在泰山也曾有造像之举,在泰山顶舍身崖之下,就有两窟佛造像(宋元时期),但规模很小,并地处悬崖之下,看到的人并不多,影响也是有限的。而寺院的设立,在泰山之阳出现了竹林寺和普照寺,但其规模也难以与山阴的灵岩寺、神通寺、玉泉寺相比。至于中轴线的斗母宫,也曾成为佛教尼庵,但那已是清末的事,维持的时间也不长。这些情况说明,也只有在佛教流行的南北朝时期,因特殊的文化背景,才会有经石峪如此大规模、大影响的刻经。

  书法艺术及其影响:北宋已叹赞为神

  位于泰山之阳的经石峪摩崖刻石,以其位显、字多、字大,特别是其独有的书体,自古就受到文人墨客的关注。目前发现的对经石峪进行品评的最早资料,为北宋政和元年(1117)莆阳人陈国瑞的题刻:“……游经石

  谷,熟视笔划,字径尺余,非人所能。历千百年曾不磨灭,岂非神力护持,以遗观者。”(《岱览》卷十一)据题刻内容,陈国瑞认为经石峪字“奇”,“非人所能”,经石峪的字“古”,“历千百年曾不磨灭”,对经石峪的刻制年代进行了大概推算,有“千百年”,距北宋政和元年千百年当为我国的东汉至南北朝时期,反映宋人对经石峪刻制年代的一种认识。对于陈国瑞的这则题记,明代文学家、史学家王世懋在考察泰山经石峪时也曾给予了特别关注,其在《纪游》中提到:“观陈国瑞题名,则北宋人已叹赞为神。”其后,对泰山经石峪的书体及书写年代的研究论述不乏于史。至清中叶,随着碑学理论的兴起,泰山经石峪刻经日益为书家所推崇,受经石峪刻经书法影响较大的书家主要有清代的刘墉、俞樾、康有为、李瑞清、曾熙等。清代书法家刘墉在嘉庆年间所作的《经石峪跋文》中说:“墉少壮作书,恒欲以拙胜,而终失之钝。自得北魏碑版数十种,潜心默契,力追其神,味朴茂处,仅乃得以《泰山经石峪》残字,即为墉得力之一顷。”清末书法家李瑞清自称:余每作大书,则用此石(即泰山经石峪刻经)。泰山经石峪书体以其不争的特殊地位,载入中国书法史,成为书家临摹的范本。近年来,这一书法艺术形式又成为新一代书风影响到日本。

  经石峪刻经的书法,属于南北朝时期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一种新的书法艺术形式——隶楷体。这种书法类型以隶书为基本骨架,吸收魏书和篆书的艺术内核,并有机地将它们融汇在一起,因此其构成字形的书法笔划,既有隶书的波挑和楷书的提按,也渗透有篆书的圆转。正如有人总结这种书体的书法特征为:“以隶书为主,略带篆势,间以楷意。”(《邹县“四山”北朝摩崖刻经》,《书法》1989年,第2期)而这种书体的用笔特点是:方圆兼备,圆笔多于方笔;线条匀适,藏锋多于露锋;转折处圆转而下,多不提笔另起;掠笔圆起,中行微凸,末端驻锋收笔辄止于隶书的燕尾之意;字体饱满圆浑,含蓄凝练。包世臣在《艺舟双楫》曰:“大字如小字,惟《鹤铭》之如意指挥,《经石峪》之顿挫安详,斯足当之。”清杨守敬《学书迩言》曰:“北齐《泰山经石峪》以径尺之大书,如作小楷,纡徐容与,绝无剑拔弩张之迹,擘窠大书,此为极则。”康有为赞其为“榜书之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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