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哀民生之多艰

　　看过《一九四二》，特想请教导演冯小刚，请问：

　　您觉得这样的悲剧在中国还会不会重演？

　　其实，会不会重演，不用我问，历史已经给过一次答案了，但我相信每个认真看过电影的人都会对此充满好奇，或者恐惧，恐惧它们有朝一日会在自己的生活里发生。

　　《一九四二》，除了在电影技术上做到了较为完备和高级之外，故事上――这其实是冯小刚曾经最最擅长的方面，他却不玩了，所以似乎没有做任何的精巧设计，我看过刘震云的原著，原著严格说来都算不上一部小说，而顶多是靠作者访问当事人和记录他们的回忆写成的一部报告文学，本身就缺少小说最必不可少的戏剧性。

　　但，3000万河南人口在1942到1943年的大灾荒中被活活饿死了300万，十分之一，这不正是人世间最大的戏剧性吗？

　　说实话，这部被标签为“商业电影”的《一九四二》，真正考验的并非冯小刚的讲故事能力，而是每个当下每个观众的听故事能力，即那些手持着可乐、爆米花的人们，坐在舒服的椅子上，心里如何体会70多年前发生在同一片土地上的这桩人间惨剧的感知能力，看看你究竟是有多悲天悯人，还是有多麻木不仁。

　　《一九四二》除了老东家范财主（张国立饰）一家及长工栓柱（张默饰），以及瞎鹿（冯远征饰）一家，由虚构而来外，其他人物，上到中华民国元首蒋介石（陈道明饰），再到河南省长李培基（李雪健饰），和国军第4集团军总司令蒋鼎文（于震饰）等一律是历史人物重现；非但如此，创作者显然对国民政府辖下1942年的河南省的政治势态、行政区划、权力逻辑、军政结构、世道民情等进行了一番极为细致慎密的研究和描述，当以上诸要素被创作者做出准确呈现的时候，常规电影的那种故事和戏剧性――即使再强烈，也会退居其次。

　　当然，它内容的核心――范财主与瞎鹿以及栓柱这两个半家庭的故事，在处理上亦有别致用心之处，比如电影以强烈阶级矛盾开篇，中段逃荒路上，范财主在日本鬼子大轰炸中失去一切成为无产者，虽然这曾引起长工女人花枝（徐帆饰）的好一顿暗喜，但阶级矛盾还是被民族矛盾替代了，但至最后，连民族矛盾也消失了，失去一切的范财主在逃荒路上捡到一个同样失去亲人的小女孩，几十年后那个小女孩后来成了故事叙述者的母亲。没有生存，没有肚皮，人其实是连任何社会矛盾都不配有的，《一九四二》揭示的道理就是相当简单。

　　斯时中国，由清末民初的动荡和民国早期的战乱，国家和人民的整体能量被透支到不可再透支，当然，这只是一种平均态，与此同时，极度的贫富悬殊已经铸成不可撼动的社会结构和政治逻辑，僵化而顽固地存在于国民党政府那个建立其实短暂的体制里，一方面，当时的中国本就是中日战争的弱势一方，而中国最大的省份河南又是这最弱中国中最弱的一地，而河南的农民又是这中国最弱省份中最弱的一群，在这样的政治权力下财富食物链之正逻辑里，以范财主和瞎鹿以及栓柱为代表的河南灾民，在创作者用影像将当时诸多真实的社会关系和政治逻辑完全而如实地理清、呈现之后，他们个人的和群体的命运，自然会生迸发出最强大的艺术震憾力，和最令人畏惧的现实威慑力。

　　上，日本战机狂轰滥炸；下，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中间，国军残部烧杀抢掠。那大段河南灾民逃亡路上的大群戏，是比当年《辛德勒名单》更为震憾、更为哀痛的人间景像，我觉得，电影里无论是蒋总裁的话，还是李培基的话，还是别的什么人说的，以及他们说什么，皆不重要，那只是为了将这些历史中曾经有过关联的人物串联起，用原本正确的历史逻辑，推演出一幕不可逆转的饿死300万、上千万人流离失所的必然性人间惨剧。

　　《一九四二》接过了1990年代由《活着》曾高高举起的中国电影现实主义大旗，其精神要旨已非简单满足于在影像里为民发声，而志于启发国人做更现实性和社会性的思考，为我们这个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呕心请命。

　　真的，冯导，我还是想问问：您觉得这样的悲剧在中国还会重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