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为“耕地排毒”买单?

　　“目前,我国已有六分之一的耕地受到重金属污染,并且污染程度年年递增。”曾为山东农业大学教师的张兆龙,新成立了山东兆龙土壤消毒研究所,主要提供土壤熏蒸消毒和土壤活化服务。

　　近年来,重金属污染事故频发、耕地质量亮红灯,催生了前景广阔的土壤修复市场,包括我省在内,全国各地发展起很多从事“土壤修复”的公司和机构。但受技术、成本、政策等限制,土壤修复困难重重。

方法多周期慢 

防治技术还处实验阶段

　　据今年4月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全国16.1%的土壤受到不同程度污染,其中,19.4%的耕地土壤被污染,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3.7%、2.8%、1.8%和1.1%,主要污染物为镉、镍、铜、砷、汞、铅、滴滴涕和多环芳烃。　

　　“重金属不会被分解,只能改变存在形态,将它活化或者钝化。”山东省农科院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张柏松主任介绍,重金属污染防治是世界难题,国际上没有科学有效的修复技术,国内还处于摸家底和实验阶段。

　　张柏松和团队正在进行的重金属污染防治项目,是要摸清全省重金属污染的情况,包括种类、数量、形态等,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防治。

　　据介绍,从理论上,重金属污染防治分为物理、化学、生物等方法。

　　其中,“客土法”是将污染土壤深埋到植物根系无法触及的地方,并用新土覆盖,是一种物理方法。日本曾以“客土法”治理神通川流域的重金属污染,但30多年来治标不治本。并且这一方法成本过高,不适于我国。

　　欧美国家多通过成本相对较低、修复周期漫长的生物方法进行修复。在当前实践中,植物修复成本最低。“不同地域土壤,要针对不同受污染情况,选择适合生长的植物。”山东省农科院井永苹博士介绍,草本植物生长期短,可多茬、重茬种植,且根系发达,吸收能力比木本植物强,因而被较多采用。

　　目前,有专家正在进行“超积累植物”筛选,如金银花、蜈蚣草、鱼腥草、薰衣草等,这些植物能超量累积重金属离子。

　　化学调节剂,也是研究方向之一。“通过向污染土壤添加试剂,达到土壤修复的效果。例如,钝化剂能让重金属失去活性,降低浓度；微生物剂能增加有益微生物,转化重金属。”井永苹说。

费用高治理难 

修复市场尚待开发

　　重金属污染频发、耕地质量亮红灯,催生了前景较为广阔的土壤修复市场。据了解,从去年到今年一季度,全国以“土壤修复”注册的公司,从200家激增到1000多家。

　　“山东是农业大省,经济实力较强,耕地修复市场会很大。”北京建工环境修复公司华东事业部负责人贵煜帏说,他们公司曾在北京、广西多地完成重金属污染修复项目,“曾采用热解吸和水泥窑焚烧固化修复技术,修复北京某染料厂造成的汞、镉、铬、镍、铜、锌、砷、铅8种重金属污染。”

　　高技术对应着高昂的费用,也意味着很难适用于大规模耕地修复。“一般的经济行为,都讲究投入产出比。市区的土壤修复,若投入与日后产出比合理,就可使用高昂的技术和人工。但耕地修复,往往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一般采用成本最低的植物修复法。”贵煜帏说,修复完成时间与费用成反比,“想要见效快,就要多花钱。但耕地修复,受到资金限制,只能多花时间成本,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

　　全国现有耕地20.27亿亩,按照19.4%的污染面积,即有近4亿亩污染耕地。据估算,即便使用最廉价的植物修复法,一亩耕地平均也要5万元。关键问题是,农民不可能拿出10年时间以及5万元来修复一亩耕地。

　　说起期待,张兆龙和贵煜帏都有两个:资金支持和责任主体。多年来,中国的环境污染防治主要针对大气、水体等,土壤污染防治缺乏立法保障、监督管理机制,更没有行业标准,长期被忽视。

施肥多排放乱 

源头遏制显得尤为重要

　　当前,耕地修复面临着技术、资金、政策等众多难题。因而,从源头遏制重金属污染就显得尤为重要。

　　多年来,不合理的农业生产习惯,增加了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过度施肥,尤其是从国外进口的磷肥,其中磷矿粉含量太高。部分农药,例如波尔多液,含大量砷、铜。在农膜生产过程中,添加的稳定剂也含有大量重金属。”井永萍说。

　　“农民认为越多越好,一有问题就加肥加药,导致了恶性循环,地越种越瘦,还污染了环境。”滨州市惠民县何坊街道蔬菜站站长王君华说。有专家表示,部分“无工业污染”地区的镉超标,最大因素就是“耕地大量使用磷肥”。

　　另外,在较发达地区,重金属污染主要来自化工厂、矿山等工业生产。在衡阳“血铅儿童”事发地,检测人员检出灰尘中铅含量超标21倍、涉事企业排污沟淤泥铅含量超标60多倍。

　　专家认为,从长远来看,必须要转变农业生产、经济发展方式,不再以环境破坏为代价换取GDP增长。对于历史遗留污染,暂时找不到污染者的,可以借鉴美国的“超级基金”模式,由国家出资进行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