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岿三问，勿以己昏昏使人昏昏

    日前，针对教育部袁贵仁部长关于高校思想宣传工作的讲话，北大教师沈岿发出了三问（见附件），提出了全面质疑和否定的观点。其实，三问中（以下对沈岿的三问文章均用此称）看似关注中国思想解放和言论自由的苦心经营，笔者认为，只要稍加思考，便不难发现，是无视常识、常规、常理的，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样一种文理不通的言论竟然获得了一些人的点赞，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因此，对其深入剖析，以辨是非、正视听大有必要。

    一、三问的本质之一是，模糊“西方价值”和“中国价值”的分界线 ，进而否认 “西方价值”和“中国价值”的区分

    诚然，西方资本主义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阶段，也包含着人类社会共性的价值部分，比如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生产力水平以及否定封建专制后的民主、自由和平等，同时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即使在这些领域中，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不断激化，也逐步显露出其局限性。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的残酷和黑暗已经让那时的人们感到窒息。二战后，随着社会主义的产生、竞争和赶超，资本主义也在反思、调整中取得一些发展，尤其是从第三次科技革命和第四次科技革命中获得了一些机会，但是，其根本的局限性是它无法逾越的。在马克思及其以后的时代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划分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与之相关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遭到了灭顶之灾般的批判，人们已经正确地解决了这一观念问题。后来，历史条件决定的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立足于不发达资本主义乃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增加了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的复杂性。为了适应参差不齐的生产力水平，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搞了 改革开放，鼓励和允许非公有制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部分存在和发展。本来，这恰如必要的退步是为跳得更高和跳得更远的助跳一样，是尊重历史的，也是合乎逻辑的。不料，这种在列宁时期就曾用过的社会主义发展的辩证法，却被一些或者短视、或者别有用心的人看做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泯灭界限的证据。这些重大的问题，如果说在普通民众中存在疑惑尚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一些堂堂的名牌高校的学者对此装聋作哑，就不能不让人大跌眼镜了。

    可见，“西方价值”和“中国价值”不是没有界限的，我们的制度、体制与目标与西方都有明显的区别。至于这个界限是否清晰的问题，只要不是拘泥于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现象，而是从本质上看问题；只要不是拘泥于一时一地的困难，而是长远着眼，在困难的时候看到成绩看到光明；只要不是断章取义，而是全面着眼，这个结论也是不难得出的。目前，中国反腐力度空前。应该承认，这些腐败现象，即使用资本主义正面的东西来衡量，也是不能被允许的。但是在一些缺乏正确价值观的人看来，却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没有界限了，甚至认为，西方比中国什么都好，中国比西方什么都糟。真是荒谬之至！其实，这正是中国新时期价值新常态区别于西方价值的一个新亮点，以此为契机，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开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风，将使中国价值与西方价值的区别在新的条件下更加清晰。

    在热战不但无法降服中国而且连吃败仗的背景下，多年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向我国渗透，力图先从价值观上搞乱中国，特别觊觎中国被“不战而屈人之兵”。中东一些国家被先搞乱民众思想再进行干预的惨剧想必人们还记忆犹新。所以，中国人民亟需正能量的滋养，亟需正确地思想武装，亟需荡涤西方国家通过互联网等渠道向我们输入的思想垃圾甚至毒物，不料一些貌似精粹的学者却抛出杂音和噪音的污染，叫嚣什么“西方价值”和“中国价值”没有界限的谬说，实在不应该。

    再来看看三问自身的论据，所谓的“西方价值”和“中国价值”之所以无法区分，至少无法清晰区分，竟然是因为“近两个世纪前游荡在欧洲的共产主义幽灵‘跨洋过海’来到中国后，才促成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进行的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的教育，也是源于西方，影响中国的。西学东渐的例子数不胜数”，这更是话天下之大稽，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祖先是由猿猴进化而来，想必三问的作者也不会否认这一点，那么，按照三问的逻辑，可否认为我们和猴子无法区分至少是无法清晰区分？

    其实，三问“不好区分”论的认识论根据在于，你中国价值有理，我西方价值也不能说无理，你能通行，也得给我一席之地，要讲民主嘛，要多元嘛！这是似是而非、鱼目混珠者的一贯伎俩。本质上是，当自己没有足够的支撑理由时，就来个搅混水，你成立，我也成立。试想，三问果真讲平等的话，即如作者所说不好区分，那么姑且认为袁部长所代表的“中国价值”与其“西方价值”不好区分，怎么办？那就平等呗！为什么要对部长讲话来一番西北风刮蒺藜——连讽带刺，甚至拉大旗作虎皮，拿貌似宪法的大棒吓唬人。

    二、三问的本质之二是，借口 “攻击”与“反思”，“抹黑”与“揭露黑暗现实” 难以区分为噪音铺路

    对此，首先要说明的是三问攻击的对象是清晰的，三问抹黑的目标也是明确的，根本不是反思，也谈不上其所谓的“揭露黑暗现实”。这不但对于局外人而言是成立的，而且三问作者本人也是用心良苦、心知肚明的，何谈不好区分？至于如何区分，在三问中也有方法上的暗示和明示。实际上，关于“反思党曾经走过的弯路”，在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有明确的相关思想。正式借助于这些明智之举，党总结了历史经验，纠正了自身的错误，开创出了美好前景。对于这一些，除了无知和别有用心者，有谁会把它们当作“攻击诽谤党的领导”？对于所谓“揭露黑暗现实”，无非是指出社会中存在的阴暗面，揪出老虎，拍掉苍蝇。这一切在习近平主席当政以来，已经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也赢得了国人和世界上主持正义人士的好评，除了对中国虎视眈眈和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的人，有多少人会认为这是抹黑社会主义呢？可见，强调难以区分“攻击”与“反思”，“抹黑”与“揭露黑暗现实”，这地地道道是个伪命题。

    众所周知，“攻击”与“抹黑”，是敌视或敌对，是拆台，上升到宏观层面，是把党、国家和社会主义作为异己力量。而“反思”以及采用正确方式与途径的所谓“揭露黑暗现实”，则是自觉把自己与党、国家和社会主义作为同一主体，是补台，目标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与怀着不可告人目的搬弄是非、和不良媒体呼应者完全是天壤之别，背道而驰，这还有什么疑问吗？尽管从手段上看，二者似乎有共同之处，即都有历数不足与弯路，但在目的与目标上却迥然有别，前者旨在助长，后者则在落石。

    按照三问自身的逻辑，之所以难以区分“攻击”与“反思”，“抹黑”与“揭露黑暗现实”，是因为“没有任何政党，敢于宣布自己是从不会也永远不会犯错，也没有任何社会，无论是姓“社”还是姓“资”，敢于宣称自己是没有任何黑暗面的社会。”这又是一个不合逻辑的推断。照此推理，只要有错，只要有阴暗面，就要“抹黑”“攻击”，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三问作者会不会有错，你是否希望和呼唤大家对你的“抹黑”“攻击”？显然，我们所处的和谐社会，不希望人与人之间用“抹黑”“攻击”来连接与沟通，可是偏偏有人苛求于人，苛求于社会，苛求于国家。退一步讲，既然个人、国家、社会、党派都免不了会犯错，按照三问的逻辑，就都不好区分了，不好区分，又存在着，岂不造成混乱，那么干脆从字典、书本乃至整个文化中去掉这些词岂不是更好？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事物及其发展是复杂的，每个人和每个时代的人都要受到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限制，犯错是难免的，只要及时正确地反思、纠正，避免重复犯错误，避免犯大错误，就是可以的，这也是增强自身能力与经验的条件，也是避免受“抹黑”“攻击”的前提，而不是别人随意“抹黑”“攻击”的借口。况且，错误有大小，性质有轻重，处理方法有区别，是否该“抹黑”“攻击”也需有章法，岂可以任性胡来？

    三、三问的本质之三是，把宣传中国梦传播正能量说成是“贯彻执行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方针”的障碍和“中华民族的复兴”的障碍

    依法治国的根本在于依宪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了四项基本原则，袁部长讲话中重申和强调了这些原则，何谈妨碍“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和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实际上，恰恰相反，唯有把握好相关讲话精神，把握好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个总开关，文化事业的发展才会 循着正确的轨道前行。正如名言所讲，“如果没有科学技术，一攻就破；如果没有思想防线，不攻自破”。培养大学生。当然要出德才兼备的正品，防止出不学无术的废品，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杜绝出富有专业知识却严重缺乏政治、法律和道德底线的危险品。强调政治原则，恰好是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大潮中给大学生的一剂预防针，有百利而无一害，何谈妨碍“中华民族复兴”？

    三问不仅在内容上经不起推敲，而且在逻辑上也存在着混乱。文章表面上表达的是对以袁部长为首的教育部贯彻依宪治国和依法治国的担忧，仅仅从这一点看，作者似乎是一个富于法治思想的人，可是仔细分析以后，结论却是相反的，因为遵守法治思想，应该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共同守法，可是作者又分明是明确地在给部长下达指示“如果您本人对以上两个问题已有明显易懂的答案，还请您适时发表另外一次讲话；如果您本人尚无明确答案，还请您以后谨言慎行”，甚至对于部长可能不遵守作者指示的行为提出了预警告“您如果轻言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稍有不慎，就会存在触犯宪法、法律的可能性。”既然尊重法律，那么，对于是否违法、有无违法的可能性，这是由某个公民判决的吗？可见，这篇貌似充满法治精神的三问，其作者其实是很霸道，很不守规矩的。

    总之，统观三问，可以发现，文章既不尊重现实，也不遵守逻辑规矩，更缺乏平等精神和法制观念。这对于一名现代大学的教师来说，无疑是令人汗颜的。中国古语说，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目前，部分大学生中存在的思想混乱、价值观念错位、法制观念淡漠和道德缺位的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小部分教师思想不纯，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然需要专业知识丰富扎实的发动机，同样需要坚定灵敏有效的思想作方向盘。高校的宣传思想工作可以说到了非抓不可的地步了。正值弘扬正能量之机，负载负能量的思想杂音与噪音非控制不可，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附件：
北大教授沈岿三问袁贵仁部长：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大力倡导依宪治国、依法治国之际，您在1月29日的讲话却令人大惑不解。第一，如何区分“西方价值”和“中国价值”？众所周知，近两个世纪前游荡在欧洲的共产主义幽灵“跨洋过海”来到中国后，才促成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进行的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的教育，也是源于西方，影响中国的。西学东渐的例子数不胜数，请教袁部长，是否可以请您清晰划出“西方价值”和“中国价值”的分界线？第二，如何区分“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和“反思党曾经走过的弯路、揭露黑暗现实”？没有任何政党，敢于宣布自己是从不会也永远不会犯错，也没有任何社会，无论是姓“社”还是姓“资”，敢于宣称自己是没有任何黑暗面的社会。请教袁部长，是否可以请您清晰给出“攻击”与“反思”、“抹黑”与“揭露黑暗”的区别标准？第三，如何让您领导的教育部贯彻执行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方针？如果您本人对以上两个问题已有明显易懂的答案，还请您适时发表另外一次讲话；如果您本人尚无明确答案，还请您以后谨言慎行，因为您所领导的教育部，关系到“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宪法第19条），关系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宪法第20条），关系到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宪法第47条），归根结底，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复兴。您如果轻言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稍有不慎，就会存在触犯宪法、法律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