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乡镇通讯员的记者节 体制外人员的坚守和“抗争”

2016-11-08 16:28:00 来源: 大众网 作者: 韦辉

20年的乡镇通讯员经历,杨永涛已成为能写会拍的“多面手”

  大众网记者 韦辉

  打开百度搜索,输入郯城县高峰头、李庄、红花、胜利等乡镇和杨永涛的名字,连篇累牍的新闻链接便会跃然屏上。今年46岁的杨永涛,是一个从事新闻工作20年,执着于乡镇对外宣传的草根文字工作者;一个徘徊在乡镇编外、流离在多个乡镇通讯员岗位间的职业新闻人。

  小小临时工被挑中 从此踏上新闻路

  简单的着装,平实的谈吐,开朗的谈笑间,依然散发着年轻人的朝气活力。初见杨永涛,感觉与46岁的实际年龄有一定的距离,“乡镇通讯员也是青春饭一类,平时领导活动都要跟着录像、拍照、搞服务,动作慢了,形象差了都不行。”虽已近小50岁的年龄,杨永涛尽量把自己打扮的青春点、精神点。

  谈及新闻从业的经历,已做了20年“编外记者”的杨永涛说,“走上这个岗位只是偶然!”当时,镇党委从临时工队伍中挑人担任通讯员一职,一位党委副书记在计生办找到他说:“我看你很适合搞文字,你来党政办干通讯员吧!这差事我也干过,玩好‘笔杆子’有前途!”

  作为一个只有高中文化水平,从来没有研究过新闻写作的门外汉,要想快速胜任这项工作,难度可想而知。“不知该写哪些事,不知该怎么写!每天关在办公室里,抄新闻,剪报纸,稿纸写了扔、扔了写,几乎每天都能捡一纸篓,几乎哪天都要熬到半夜!”

  那时候机关还没有电脑,党委只有一台四通打字机,每一篇稿件都要用方格稿纸抄写工整,寄送到编辑部。为了能让字迹工整点,钢笔字基础很差的杨永涛,一篇稿件往往要抄3-5遍。即便这样,刚从事宣传那一年,他寄出的稿件几乎篇篇石沉大海,鲜有稿件能见诸报端。此时,周围的议论声越来越多:天天闭门造车,怎么能写出稿子来!有一次杨永涛还听到“不行叫他走人算了,小孩太懒了,一篇稿子也不写”的质疑。背负着吃闲饭的冷眼,那些日子,他都有了要逃的冲动。

  “150块钱工资,当时拿着还觉得是别人的施舍,那感觉让人透不过气来!”提起这些往事,杨永涛不胜感慨。

  “小杨,你的许多来稿我都看了,平铺直叙的稿子很难用,你要先学会写好新闻由头。吃新闻这碗饭很不容易,你有时间,我给你指点下!”有一次,到郯城报社送稿的杨永涛被一位姓徐的老编辑叫住了。在这位编辑老师的指导下,他逐渐掌握了新闻的五个W,弄清了什么是消息,什么是通讯。

  有了“高人”指点,加上个人努力,杨永涛的业务能力逐渐提高,投稿的见报率也慢慢频繁起来,他也逐渐从写稿子中找到了成就感。这期间,杨永涛还到电视台接受培训,学会了新闻摄像和采访技巧,另外,他通过自我摸索学会了传统相机的基本使用技法。

  为写一个稿走遍8个村庄 新闻永远在路上

  虽然是最草根的新闻工作人员,杨永涛一样有上大报、上头条的冲动。他说,干新闻就是要挖空心思,把工作最出色的亮点奉献给读者。2014年记者节,杨永涛写的《李庄崛起家电园》稿件被县委宣传部一位部长作为精品进行点评。谈起岗位上曾经的风光,厚厚的镜片掩不住杨永涛眼里闪现的兴奋和自豪。

  对新闻的执着,对社会的责任,让他不断在网络、报纸中推出力作。《十四岁女孩救起一个家》、《他把40万元苗木捐给了西部》、《好人宋保印》、《老区一农民个人开发风景区》、《肖宗阳 用爱唱红残缺的天空》、《女孩8岁撑起家 要饭10年养活妈》,一篇篇文章见报后,杨永涛笔下也涌现出了一个个新闻人物:临沂十大杰出青年沈玉梅、中国好人宋保印、当代愚公刘吉传、民间歌手肖宗阳、郯城好人高启彩。。。。。。他们相继走进人们的视野,成为十里八乡热议的新闻人物。

  看着自己的作品不断见报,杨永涛的干劲也越来越足,采访视角也越来越广。“搞新闻就是得不断下基层,不断积累”2011年以来,杨永涛他走遍乡镇的每个角落,写出了《乡下来了洋企业》、《家电园里的另类族》、《高峰头镇地质景观旅游呼之欲出》、《一夜春风 星镇蝶变》等一大批记录乡镇发展的代表性力作。

  这些作品每一篇都是杨永涛用汗水和真诚的态度采访、写作完成。为了采写好《一夜春风 星镇蝶变》这个选题,杨永涛走遍了8个村庄,来来回回走了四五次,全部行程累计近200里地。付出不一定有回报,但一定会有收获,杨永涛写的这篇文章还被制作成专题纪录片,成为省验收的纪实材料。

  一篇篇文字的见报,也让杨永涛在圈内渐渐小有名气,有人会戏谑的称他是“名(记)妓”,对此杨永涛一笑了之,因为他知道,干新闻必须脚踏实地不能偷懒,稍有松懈,写出的稿子就会像人一样轻飘飘,所以,“新闻永远在路上”。

  20年为他人做“嫁衣” 尴尬的体制外身份

  “有人赞美说记者职业是‘无冕之王’,其实乡镇通讯员就是为别人做‘嫁衣’的!”虽然工作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绩,但最让杨永涛纠结和挣扎的是他尴尬的体制外身份。在20年乡镇通讯员生涯中,和杨永涛一起在办公室工作的同事换了一茬又一茬,“机关单位讲究的是编制和身份,通讯员没有编制,没有转正,只能永远的原地踏步走!”

  20年来,杨永涛也曾挖空心思想摆脱临时工的身份,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编制。1997年,他托人买了城市户口,后来又费尽心思办了招工,成为基金会的一名正式工。但好景不长,2000年,一场下岗分流的体制改革,不但让他很快又成了没有编制的临时工,而且成了一名没有土地,没有医保、没有社保的“三无”人员。

  看到身边一拨拨的年轻人走向仕途,而自己却成为单位最后一个没有人愿意给买保险的特聘人员时,这个沦落在基金会身份至今没有编制的“乡镇通讯员”只剩感慨!

  “乡镇通讯员是这个时代的弃儿!外出的外出、改行的改行,能够撑到现在的老通讯员就那么几个人了,年轻人很少愿意在这个没有前途的岗位上坚守!”没有编制、没有转正、更别说提拔调动,甚至待遇标准都是根据时任领导重视程度而定。

  这些残酷的现实让曾经豪情满怀的杨永涛几度挣扎和“抗争”。2005年,他放弃了单位460元每月的工资,回家开起了浴池;2008年,一年多不兑现新闻奖励,550元工资熬不下去的杨永涛也尝试过学电焊、包工地,“舟山、扬州、烟台、南京、蚌埠都干过,有一次实在没出路,俺一个人坐着火车就去了威海,为了学会二氧化碳保护焊给人家白干了10几天!”

  不过,杨永涛的每一次“抗争”最终都没有禁得住同行的劝说,很快就被另一个乡镇抛来的橄榄枝吸引了回来,“怎么跳也跳不出新闻这个圈子,这也许就是宿命!”

  也许是为了生活、也许是为了理想,也许是为了和命运抗争,最近的10多年来,杨永涛不断在新的岗位上游走,成为乡镇间“调动”频繁的过客。在尝遍了电焊工、安全员、现场经理、个体老板等诸多角色后,杨永涛终于向现实低下了头,“现在想跳也不敢跳了!年龄大了,干通讯员也有点老了!再三心二意没有人愿意要你!”

  “干了20年体制外通讯员,你打算继续在这个岗位上干下去吗?”看着这位眼中写满经历和沧桑的老新闻工作者,大众网记者问出了这个本不该问的话题。

  “40不惑,我们乡镇通讯员只能不断努力,莫问前途!”初冬的风有些寒,杨永涛拽了拽单薄的衣袖,脸上挤出了一丝牵强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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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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