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二月河今日凌晨病逝

　　

　　大众网12月15日讯 著名作家二月河于今日凌晨病逝于北京。二月河（本名凌解放），1945年生于山西省昔阳县，南阳作家群代表人物，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河南省优秀专家，历史小说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二月河40岁时开始文学创作，因其笔下五百万字的“帝王系列”：《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部作品，被海内外读者熟知。

　　《康熙大帝》改编成电视剧《康熙大帝》、《康熙王朝》；《雍正皇帝》改编成电视剧《雍正王朝》；《乾隆皇帝》改编成电视剧《乾隆王朝》。

　　二月河简介

　　二月河生于1945年11月3日，是中国作家凌解放的笔名，取意“奔腾不息的二月黄河”，河南南阳人，出生于山西昔阳。

　　二月河1967年高中毕业，1968年入伍，在部队历任战士、宣传干事、连副指导员。

　　1978年转业，任南阳市卧龙区宣传部科长、区文联主席。

　　1995年当选为南阳市文联副主席，被誉为“南阳的形象大使和文化名片”。

　　2017年当选河南省籍十九大代表。

　　

　　作品简介

　　二月河40岁开始文学创作，致力于营建“帝王系列”。主要作品有《康熙大帝》（荣获河南省政府首届文学大奖），《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等系列小说，其中《雍正皇帝》被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中的第100位。作品集有历史小说《康熙大帝》（四卷）《雍正皇帝》（三卷）《乾隆皇帝》（六卷）《爝火五羊城》（中篇）、随笔集《二月河语》、四十集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胡雪岩》、红学论文集《梅溪掇红叶组谭》。

　　二月河以描述清代皇帝康熙、雍正、乾隆的三部长篇历史小说名闻天下，《雍正皇帝》问世后曾荣获河南省政府文学大奖，并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改编后的电视剧轰动海内外。《雍正皇帝》包括《九王夺嫡》、《雕弓天狼》、《恨水东逝》三部。共140万字。全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又由香港明窗出版社、台湾巴比伦出版社相继推出中文繁体字本。

先生一路走好！

　　二月河在生前的采访中曾经感叹，成名有一种凄凉的感觉，走到这个地方来太困难。他也提到，死后愿入黄河，“我从小就在黄河边长大，我就是黄河的儿子，对自己的母亲有这样的情怀不奇怪吧。”

　　据媒体报道，著名作家二月河于12月15日凌晨病逝于北京。二月河(本名凌解放)，南阳作家群代表人物，因其笔下五百万字的“帝王系列”：《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部作品，被海内外读者熟知。

2014年7月2日，在河南省南阳市一个爬满青藤的安静院落，我们见到了因“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而为海内外熟知的作家二月河。近几年来，二月河因其对反腐败的论述不断出现在公众视野。通过两天的专访，二月河讲述了一位作家丰富艰辛的创作历程、一位历史研究者对当代政治生活的观察与思考以及一位文化传播者对于文化、教育的热忱与见解。从参军入伍、弃武从文、研究红学，到文学创作、建言反腐……整个访谈都闪耀着二月河先生的人生智慧和历史洞见，体现了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人文情怀。

我想告诉大家，我们民族曾经发生这样的事情

问：您创作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大历史小说，广受海内外读者欢迎。当初为什么选择这些历史人物作为创作题材？

二月河：1982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三次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上有人提到，康熙对我们中国历史贡献很大，但是到现在没有一部像样的文学作品，我脑子一热就说由我来写。

中国封建社会从秦始皇开始算起，到宣统皇帝结束，辛亥革命以来，我们都是把注意力放到民族解放当中来看这两千多年政治历史的。从大历史的格局来看，当时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文学艺术作品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总体情况作较为全面的观照，包括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还有军事等诸如此类的形态，因此需要有一部全方位观照大历史的作品。

问：您怎样看待您笔下的这些人物？

二月河：像康熙、雍正和乾隆这样的历史人物，我们用什么样的历史观来观照他们，这很重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实践。那么检验历史人物的标准也应该是历史的实践。我以这样三点来评判历史人物：第一，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对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作出过贡献；第二，在发展当时的生产力，调整当时的生产关系，改善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这几个方面，是否作出贡献；第三，凡是在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发明创造这些方面作出贡献的就予以歌颂，反之就给予鞭笞。

我写皇帝并不是对皇帝情有独钟，而是这样的人容易带领全局。他们都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而且他们所带领的时代又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辉煌，在回光返照中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辉煌呈现出来。

这三部是皇帝系列，又叫“落霞”系列，我们的文明在那时像晚霞一样绚丽，同时又存在一些很要命的东西，这就是太阳就要落山时的美丽与忧虑。忧虑的是我们的文明当中不只有精华，也存在糟粕，比如对于权力无原则地崇拜，对个人名利无止境的渴望和追求，文化上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等等。

我曾经给43位中科院的教授上课，问他们当中有没有人既是政治家、农学家、数学家，又是军事家、书法家，还精通几门外语。康熙就是这样的人。数学当中的一元二次根，他很早就解过，还有农学中在试验田种植双季稻，都是他。康熙甚至还组建了我国第一个皇家科学院。

如果商贸来往从康熙时期不停，西方工业革命的信息可使中国的工业革命大致与西方同步，或许就不至于有鸦片战争。所以我讲，康熙是中国的潘多拉。我写这三位皇帝，就是想表明，我们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却没有抓住机遇，与工业革命擦肩而过。我用这样的艺术形式来告诉大家，我们民族曾经发生这样的事情。历史总是在提醒我们，不要重蹈覆辙，作家的责任就在于此。

冯其庸先生说，你什么都不要搞了，《康熙大帝》就是你的前程

问：刚开始创作时，有人质疑您，整个创作过程也非常不易，这么多年您是怎么坚持过来的？动力和信心来自哪里？

二月河：我年轻的时候也是雄心壮志，父母亲很早就参加革命，周围的人都算成功人士，于是自己也想将来一定做一番事业。可是，父母亲所在的部队调动频繁，我只好不断地转学。上学没有上好，小学、初中、高中都留级了，留到1966年。文革开始后，高考没了，去当兵，参军又十年，33岁才当了指导员。别人33岁当正团，我还是一个副指导员，我不想当官了，我想做点事情。不能做官就在文学这条路上走一走。于是，我走上研究《红楼梦》这条道路。我把我写的研究文章寄给红学会，他们也没有给我回信。后来，我给红学家冯其庸先生写信，我说我写的稿子请您看一看，如果我真不是研究《红楼梦》的料，请您给我回一封信写几个字，我不在这儿浪费时间了。如果您觉得我是这块料，也给我回几个字。这个信去了几天，冯其庸先生给我回信了，洋洋洒洒一百多字，主要就是说觉得我可以，这样我就走进了《红楼梦》。后来，1982年在上海召开全国第三次《红楼梦》学术讨论会后，我开始写作康熙。

到1985年，我已经写了17万字的《康熙大帝》，冯其庸先生看过后说，你什么都不要搞了，《康熙大帝》就是你的前程。1985年底，我写了34万字的《康熙大帝》，第二年6月份这个书就出来了。人生成功一个是力气，一个是才气，再一个还要有运气。

找一个省文联主席容易，找一个二月河难

问：您说曾有做官的机会，可您拒绝了，刚开始不是就想做官干一番事业吗？

二月河：也曾有过想通过当官有所作为的想法。可是在走上文学道路后转变了。十五年前省委组织部找我谈话，说想让我当省文联主席。我跟他们讲，我说我不会管人，这是第一。第二我不会管事。第三我不会管钱。不能管事、不能管人、又不能管钱，你叫我来干什么？想当这个文联主席的人多得很，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一句，找一个省文联主席容易，找一个二月河难，我说我也不用考虑了。现在我是省文联名誉主席，不管事不管人不管钱，是一个自在人。我做事情比较专心，这也是一种定力。你如果拿不定主意，又想做官又想做事，也可能官也做不好事也做不好。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你想发财就做生意，要做官就不能想发财

问：现在有些干部既想当官，又想发财，这种情况令人担忧。

二月河：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你想发财就做生意，要做官就不能想发财。根本的问题是你自己有没有立场，这跟自己的价值观有关，跟自己受到的家庭教育有关。

在我小时候，因为钱的问题，我母亲不知道说了多少次。她说将来两个错误你不能犯，一个是不是你自己的钱你不能要。不是你的钱，一分也不能要。一个是作风上不要叫周围人对你有议论。这两条原则掌握住，剩下的问题家长可以帮你，朋友、老师都可以帮你，这两方面出了问题，别人帮不了你。这就为我以后的人生设立了一些不能逾越的杠杠。

历史告诉我们，腐败不会导致速亡，但腐败能导致必亡

二月河：我在几个场合一直对干部这样讲：腐败不会导致速亡，历史上没有这个效应，但腐败能导致必亡。满军入关的时候，只有8万5千兵力，吴三桂在山海关的驻军是3万5千人，合在一起就是12万人。汉族的兵力是多少呢，李自成的铁骑部队有100多万，加起来汉族的武装力量在400万人以上。可是12万人打400万人，却如入无人之境。为什么，因为你腐败了，400万人也就是一堆臭肉，不腐败，12万人也能变成一把剁肉的刀。崇祯皇帝最后是什么样子呢？只能跑到景山自杀了。这些历史的细节真切地告诉我们，腐败与每个人都有关联。不是说某人因为腐败被抓去了才有关联，那只是在来早与来迟之间的差别。到了某一天，腐败蔓延至全社会，社会“糖尿病”的并发症整个发作，你说你往哪里逃？毛泽东同志讲过，崇祯不是个坏皇帝，可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又有什么办法呢？所以说到了那一天，大家知道的时候已经为时晚矣。人清醒是需要条件的。很多人清醒是在大祸临头时，在东窗事发时，在接受调查时。到那时清醒还有什么意思，错误已经铸成。

对权力的无原则崇拜是导致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问：文化中的糟粕反映在社会生活中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二月河：腐败问题，实际上就是这些糟粕带来的直接后果。比如，对权力无原则的崇拜是导致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的《夜叉国》中谈到“什么是官”，答道“出则舆马，入则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此名为官”。就是当官以后享受特权，产生一种与众不同的心理感觉。对权力的迷信和崇拜可以说是几千年养成的。古人讲，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为什么读书高呢？因为读书可以接近权力，或者说有可能进入权力阶层。

那这种态势，要怎么改变呢？这就需要栽培除了权力之外别的值得崇拜的东西，比如说学识、品性，比如说典型人物，如焦裕禄、吴金印等。需要给这些典型人物以社会地位，如果你只是简单地宣传这些典型，但是许多人在官员面前还是奴颜婢膝的，你叫群众怎么去崇拜典型而不去崇拜官员呢？

所以说要有游离出官本位的逻辑，让人们以其他的一些东西为荣为傲，才能分散对官本位崇拜的意识。这叫分一分崇拜，分一些给学者，分一些给那些在事业上有建树的人。这样人们就感觉到除了做官，还有其他事可做。我做学问，虽然不及官员，但是也能受到社会的尊崇，我的家族和我的亲人也会受到尊敬，那么这就可能会分散官本位意识。

如果腐败蔓延，经济再好、文化再好又能怎样？

问：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高速发展，出现腐败问题在所难免，您怎样看？

二月河：中国的唐代和今天美国，有相同的地方。如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机器，武力都很厉害；都拥有世界上最高的GDP。美国现在是占世界20%，唐代已经达到40%。唐代的长安是国际大都市，当时欧洲的人来唐朝朝拜，很羡慕。到乾隆年间我们的GDP还有30%，但是到了道光年间就发生了鸦片战争，中国就变成了半殖民地的黑暗旧中国。两千多年以来中国的GDP一直是世界第一，但是说落后就落后了。

经济水平高也好，文化程度高也好，都不代表你强大。腐败蔓延，经济再好、文化再好又能怎样？宋代是经济大国、文化大国，是世界历史上文化程度最高的朝代之一，但也是政治腐败、社会生活腐朽的朝代之一。今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能说宋代的中国是个强国。现在，有的人在跟我交流反腐问题时，都会把经济文化和治理腐败混在一起说。但我认为，对经济实力不能迷信，对文化实力也不能迷信。对政治的腐败，不能拿经济的繁荣、文化的灿烂这些事去抵消。一个政权如果不能维护国家完整，不能维护民族团结，不能下狠心治理腐败问题，其他方面再强大，都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不管你有多高的GDP，多大的文化体量，如果腐败横行，都会轰然倒塌。

我们不能迷信任何东西，不能迷信GDP，要把国家综合实力搞上去，这是最根本的问题。中央是太阳，阳光照射到每个人心中，需要折射，折射到每个角落，同时要注入信仰的力量。

什么叫正能量，人民在追求光明，追求幸福，追求健康，向往人人都美好的世界，那么这种信仰支撑可以说是民族力量的现实所在。这个问题要综合利用。所以说我们党一定要把自身的这种力量通过各个领域层次把党的阳光折射到各个层面去，让各个领域沐浴这种阳光，那么整个社会的正气便可这样培育起来了。

现在的反腐败力度，读遍二十四史都找不到

问：当下，深化改革与反腐败已成为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定不移改进作风，坚定不移惩治腐败，党心民心为之一振。您是如何看的？

二月河：现在的八项规定很有效，在社会上已基本形成良好的舆论风气。以前没有感觉这种东西是见不得人的，现在大家知道了。这种东西不能反弹，一旦反弹，可以说是你永远也禁不住了，再搞那比登天还难。这个八项规定给全党干部确定了一个最起码的、公开的社会底线。当前，中央的这种反腐是在争取时间。争取时间干什么？就是争取时间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制定长治久安的政策，因为腐败的问题惩治起来是很难的。贪官污吏在那个地方拼命地捞，捞的都是我们老百姓的钱，那老百姓当然是不满意的。我很拥护中央的决策，我们中央的决心很大，已经为老百姓所认知，大家也从心底拥护中央，因为腐败违反了人们最基本公正的道德底线。自古而今，没有因反腐而导致国家或者民族产生危机的，原因就在于，反腐植根于人民群众最基本的心理诉求。

我们党的反腐力度，读遍二十四史，没有像现在这么强的。这种力度绝对是不见史册的，但反过来说，腐败程度也是严重的。没有见过杀鸡给猴看，猴子不怕，甚至杀猴子给猴子看，猴子也不怕。我笑谈说腐败是中外两种文化的恶劣基因搀和到一起产生的杂交品种。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品大潮，还有各种思潮，鱼龙混杂，经济抓得紧，在思想道德方面、信仰方面抓得松，融合在一起就产生了这样的社会现象。

腐败和意识形态无关，什么制度下都会产生腐败

问：有的人认为西方制度下腐败问题不那么严重，而您明确表示西方的制度不能用来约束中国的政治文化，为什么？

二月河：腐败和意识形态无关，不管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都要面临腐败问题。腐败是个社会病，不要把它和制度联系在一起。西方制度难道就没有腐败吗？我才在新闻上看到，法国前总统萨科齐正接受调查。所以说，无论在什么制度下，只要不管，或者只要放纵，腐败肯定要滋生，要繁衍。但是在权力相对比较集中，或者对权力的监督相对比较少的情况下，就更需要高层领导人有清醒的头脑。基层负责抓这个问题的人也要有自律，要自律和他律结合起来，可能就会好些。

有人尝试用“西药”治理贪腐顽疾，但我不认为西方制度能约束中国政治文化。中国有中国的特点，不可能照搬西方。相应的制度，还得靠我们自己来建立。

中西医结合可能会比较好。比如治病动刀子，这是西医，把腐败的部分毫不惋惜地剜出去；同时也加强内服，就是严厉整治。可以说是秉刀斧手段，持菩萨心肠。秉刀斧手段，那就是该查的查，该处理的处理。但我们实际上是治病救人，还需要警示，提醒更多的人不要走这种路，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玩火。刀斧手段当然是西医，同时也要内服一些我们国学的营养，让更多的干部别出这种差错，让真正实心踏地干工作的人少一些顾虑。

腐败与人性有关

问：您说腐败和意识形态无关，更多的和人性有关，怎样理解从人性角度治理腐败？

二月河：贪欲是腐败产生的重要原因。但是人和动物不同，除了感性，还有理性。这种理性是后天的，它给你增加了警觉。如果没有这种警觉，父母亲的教诲，老师的教诲，领导的教诲，这些如果你都不在意，你难道还是个人吗？

秦始皇以来，历代搞文字狱，但是文化理性却始终没有泯灭，就是告诉你要做一个正派的人。孟子讲，人生三乐，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得天下英才而育之。这三个乐你放在一起看，就是说你怎样对天，对地，怎样对自己的祖宗，对自己负责任，这就是贯彻理性的责任心。如果你不孝不悌不忠不信不仁不义，这样的人，到现在仍旧是无法立足的。假如你讲外国人不孝不悌，不懂忠信礼义廉耻，他可能不在意，因为他们文化里没有这个基因。但如果是中国人，当你评价一个人时，就说我知道你这个人不孝顺，他就得满脸通红，站不住脚。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是社会舆论的力量。

懂得这个道理，对待贪官污吏，能不能把他的行为与其家族建立联系，在其心中树立家族荣誉感或耻辱感。这样，整个家族就会加强对子女的教育，可能家族的人就会说，咱家多少年都是忠厚传家，我们多少年都是正正派派做人，出一个贪官污吏会让我们一家人丢人。这样就把社会舆论力量这个砝码放进去了，这很可能比政府和上级的教育效果好很多。一生下来长辈就和我们讲，我们家谁谁谁是我们家老祖宗，或者是说只要是贪污就不能进我们家祖坟，这是咱们家的规矩。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有这样的家族荣耀感，家族耻辱感，能够渗透到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去。当然，这事做起来难度很大，但是作为一个理念提出来，希望引起社会的重视。

我们的社会学家、我们的教育家和我们的领导，需要共同努力树立这样的风气，我想可能会有一定好处。

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笼子的钥匙放在哪？

问：纵览历史，有什么治理腐败的措施或制度值得我们借鉴？

二月河：我们现在说权力制约，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面，这句话说得非常到位。但是笼子的钥匙在谁那？钥匙要放在人民群众的手里面。如果权力关在笼子里，钥匙还在官员手里，那等于没用，笼子的钥匙要放在舆论监督和人民的手中，让反腐败更为公开更为透明。要让官员对人民的事业有敬畏感，对自己的工作有担当。要让他们有一种意识，民生即是天心，如果民生搞不好，天怒人怨，那还能做得下去吗？这样他就会格外小心。

郭沫若在蒲松龄的故居里写了一副对联：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他把贪和虐相提并论，是说当官的如果贪腐，看起来没有直接虐待别人，但是等于把别人的蛋糕分了，间接地虐待了别人。所以，切蛋糕的人要在人民目光之下做事，想偏心也要有所顾忌。

在人民监督方面，我们党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通过新技术、互联网这种手段，比如通过我们中央纪委的网站实施监督，民众的介入度是空前的。过去不可能有这么多渠道，顶多就是写写信，现在很方便就可以把自己的意愿反映出来。可以说，这是我们中央顺应民意，也可以说是老百姓利用科技手段创造出来的这么一个结果。

我想在这里不妨谈一谈雍正的密折制度。这种制度是官员向中央和雍正反映情况，他们不一定光说负面的问题，还可以讲琐事，比如那个地方天气如何，收成如何，官员出了什么笑话，他都要给雍正汇报，作为中央掌握情况的一种材料。要了解情况，领导干部需要交一些基层朋友。这些基层朋友给你反映的情况也不一定大，就是把真实的情况反映给你，作为制定政策时候的一种参考。像这么一种党与群众的联系可能会使中央进一步耳清目明，再加上互联网，人民通过网络跟领导进行相对直接的沟通，这些对有效监督都有所裨益。

讲道理要紧密联系生活，搞“活体”解剖

问：严肃的题材让您写得引人入胜，读者爱看，这启发我们来思考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如何能入脑入心。

二月河：对于干部教育不要灌输，要结合我们民族、国家、社会和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放到生活当中针对案例具体分析。我们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拿理论来说，一个人走向成功或走上歧途，都有很多的社会原因、个人原因，需要从原因细化分析。

孔子、孟子的书今天很多人不会去读，但是“岳母刺字”这样的教育事例，大家都能记住，这是很实际的东西。岳飞为什么爱国呢？肯定受到孔孟之道的熏陶，但我们第一反应却是母亲对他的教育。我们在宣传的时候，能不能把这种东西宣传进去？比如，很多高官落马就是因为情妇，本来很优秀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因为养情妇需要钱，需要很多钱，怎么办？就只能从国家拿钱。我们现在讲，这是世界观改造放松了之类的话，这样说没错，但总是有教科书的味道。在不离开教科书的同时，又能细化出点有个性和针对性的东西来教育最好，也就是用“活体”解剖来教育。

再举个例子，我们的改革成果好比一个大蛋糕，谁来切这个蛋糕呢？是干部。干部在这儿切蛋糕。你这个切蛋糕的人偏心眼，刀子偏一偏，往自己这边挪一下，你就走到了绝路。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干什么的？就是看着你的。你为什么偏这一刀，我就要查一查你，是为公还是为私。人民群众心里也跟明镜一样，我分多少蛋糕，你分多少蛋糕。这个蛋糕本身是人民的，人民的蛋糕切到你自己的怀里去，给你自己的子女弄很多钱，或者子女都出国，你自己在国内做官，你怎么叫群众相信你是廉洁奉公的好官？我想，用这种举例的方式来教育干部可能会好一些。

问：多年来大量的阅读与学习是您创作的源泉。对不从事写作的人，阅读有那么重要吗？

二月河：现在有些干部，包括老师、学生都不怎么读书。还是要提倡读书，读原著。同时，需要编写一些书作为教科书，比如写焦裕禄以及海瑞等清廉为民典型的书。这些讲官德的书，要成为公务员考试的内容，甚至要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提出来，碰到这些问题你怎么做。要把典型的意义，慢慢地渗透进去。全体公职人员，尤其是官员要读书，全民也要读书，领导更要读书。读书、读报能让你了解世情、国情和民情，如果这些你都不知道，你什么官也做不成。比如，网站可以为读书的人提供一个平台，把他读书的心得与大家分享。

家庭的荣誉、社会的尊崇也是官员的“收入”

二月河：目前我们对官员的教育只是注重物质上别贪，这是最基本的。还应该注意，过去我们讲光宗耀祖，一个人做官了，祖宗也觉得光荣，不一定要发财。但现在的官员没有把尊崇的地位、人们的敬仰、自己对家族的贡献算进去，这很可怕。所以，要加强这方面的宣传，对自己家族的贡献，社会的尊崇，都应算成是官员的“收入”。

在《强项令》这个戏里讲，洛阳令董宣死后，在他家里只发现了一百多枚铜钱；另一个例子，清朝云南总督杨名时死后也是在家里只发现一百多枚铜钱，折合成人民币也就是十块八块的样子。杨名时在做官的时候没人敢给他送东西，被诬陷进了班房后过的生活比做官时还好。因为老百姓都把东西拿到班房里给牢头，让他们转给杨爷，放下就走。这是人民对你的崇敬，是你自己挣来的。应该把这种信仰传递出去：干部要爱惜自己，把自己美好的公众形象确立起来，可以给自己的家族带来更崇高的地位，这也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因此，我想应该把这种“收入”的概念放在学校、家庭教育中，让他们从小就知道什么叫体面、什么叫无耻。官员要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就要担当、就要有做官的底线。突破了这个底线，就对不起亲人。

对反腐败，人民群众充满了期盼

问：请您从历史的角度来展望一下中国未来的反腐败进程。

二月河：现在的势头令人感到兴奋。我对现在反腐败形势的判断是“蛟龙愤怒，鱼鳖惊慌，春雷一击，震撼四野”。这种评价和大家说的中央高度重视，贪腐官员高度紧张，人民群众高度关注，大致上意思差不多。像现在反腐败做得比说得还好，人民群众感到振奋。这是实实在在地发生在民众生活中、饭桌上的事情，所以我想说的是，对反腐败人民群众充满了期盼，充满了渴望。同时，人民群众也是满怀拥护和全力支撑的能量，等待着我们党能有更多更大的成果，当然这是要讲证据的。治大国如烹小鲜，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过的，这是要讲科学的，要一步一步地来把事情做好。

问：想请您给今天的党员领导干部写一句寄语。

二月河：以前讲完课，一些地方请我题字，我就题了个“好好过日子”。但是很多非常聪明非常了得的人，就是不懂这五个字。要是懂得这五个字，何至于进去（坐牢）啊？何至于从这个坐标系的正数跌下去，你不是跌到零啊，你是直接跌到负数。后来，他们又让我题字，我觉得光说个“好好过日子”不像作家说的话，于是我又加了两句，“好好读书，好好读报，好好过日子”。好好读书可以增加自己的素养，好好读报可以了解国家大事，使自己当一个明白人。我见到很多人，一旦有了权势，就不安分了，忘乎所以了，人就走错路了。如果大家都堂堂正正做人，把事做好，大家都有这样的思维，尽管成绩有大有小，或者政治上有成功，或者政治上不得已，顶多是不得已而已，就不会去坐班房了。作为一个官员要守住底线，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安分守己地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也是对社会做了一生的贡献。我讲课都是从这个角度说的，因为咱不是领导，那么咱就讲实实在在的话，大家都来好好过日子，就是个和谐社会。所以，我今天还是想跟大家说，好好过日子。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客户端）

　　21岁高中毕业40岁拿起笔写作 大器晚成

　　

　　二月河居住的农家小院。

　　在中国作家圈，二月河算是一个特例：21岁高中毕业，没上过大学，却是大学的博士生导师。40岁开始写作，却大器晚成，写成《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成为历史小说中难以逾越的丰碑，被拍成各种影视剧广为流传，并因此在作家富豪榜中名列前茅。即便红遍半边天，这位“帝王作家”至今仍住在河南南阳的一个农家小院中。刚刚闭幕的十九大，二月河作为连续五届党代表出席了会议，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由于近年来对反腐问题频频发声，二月河被不少人称为“反腐专家”。不过，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二月河表示，自己只是卖文为生的作家，并非反腐专家。

　　因《康熙大帝》等帝王系列的热卖，二月河在作家富豪榜上排名前列。但至今，72岁的二月河依旧居住在南阳市卧龙区政府内的一个红砖小院内，院子里很幽静，绿油油的爬山虎爬满了墙根。下午时分，二月河喜欢搬把椅子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你以为我会住在哪里?住在别墅里啊?”二月河哈哈大笑。

　　　

　　成名后依旧住农家小院

　　二月河说，自己出生于山西昔阳，从小就跟农民打交道。他至今依然保持着吃山西饭的习惯，比如捞面、刀削面、小米饭、老陈醋等山西食品。他13岁来到南阳，在这里住习惯了，有小城市的舒适和亲切。长达几十年的埋头写作，使他习惯了在幽静的环境中生活，反而不喜欢大城市喧闹的生活。所以，即便如今经济条件好了，他还是喜欢居住在安静的小院中，生活和当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没什么两样。“几十年的习惯，很难改变。”

　　他回忆说，以前自己在院子里养着几只鸡，需要到大街上捡菜叶喂鸡。看到大街上有卖菜车就不出声挤过去，捡拾人们买菜丢下的青菜叶子。有一次蹲在车下捡叶子，他突然碰到另一个人的手，起初以为是同道，并未在意。过了一会儿，那人蹲起身来，笑吟吟对他说：“二月河老师，捡菜喂鸡呀?这是我替您捡的，应该够用了，您带回去吧。”

　　这使他很意外，也很狼狈。“在公众眼里，我是个很辉煌的模样。过年过节市里团拜聚会，常在主席台上对着众人说几句祝福拜年的话，没有想到在这种场合和一个尊敬我的人遇合。我顿时怔住了，也不知道咕噜了句什么就匆匆离开了。” 有时去买菜，在卖菜车边拣了许久，正准备上秤，卖菜的人会突然来一句：“老师，不用称了，这是我自家种的，你带回去吃吧——这菜没上农药。”

　　二月河在生活中不修边幅，穿衣服也没什么讲究，即便出席正式场合，也很少穿西装。用他的话说，常“穿着有点邋遢但却很适意的毛衣或衬衣到街上散步”，有时候鞋子上还带着一层浮灰。熟悉他的朋友调侃说，二月河是一个“永远可以在身上看出上顿饭吃了什么的人”。某次二月河要去参加讲座，衣襟上留着上一顿饭的油渍，他却毫不在意，衣服翻个面套在身上就上了讲台。

　　二月河最近几年身体不太好，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他家的桌子上，治疗糖尿病的药物随处可见。

　　圆头大耳，满脸挂笑，身材高大，留着一个大平头，操一口浓厚的南阳方言，二月河颇有几分像弥勒佛，乍一看似乎是个粗人。但在和他的聊天中，你能感受到一股浓浓的书卷气，那种浸润在书海中的厚重气息扑面而来。他的话充满乡土气息，却总能逗得你哈哈大笑。　　二月河说，他现在很少写东西了，因为身体不太好，糖尿病带来的眼疾，让他看东西不太清楚。尤其是写长篇小说，一部动辄100多万字，非常耗费心血。“与其写得不好，还不如不写。”他现在是全国人大代表，还是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给学生们上课，还带几个博士，各种讲学、调研，将每天的生活塞得满满的。

　　作家二月河

　　写《康熙大帝》每天三睡三起

　　距离当年写《康熙大帝》已经过去30多年，但二月河仍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写历史小说不能没有历史背景知识，我写的不是架空或穿越的幻想小说，而是依据真实史料的帝王系列，需要阅读大量的清人笔记。究竟读了多少已经记不清了，肯定不止几百万字。”

　　当时一家三口蜗居在南阳一间不到30平方米的平房中，二月河毫不讳言当时是住在贫民窟。“房间被我从酒市场上淘来的发黄的书和报纸堆得满满的，妻子和女儿要从堂屋里过都迈不开腿。”为了不使手臂沾上稿纸，他在两臂缠满一圈干毛巾。

　　人们常用“头悬梁，锥刺股”形容读书人的勤奋。二月河还加上了一条“烟烧腕”，是他在晚上写作困了时拿烟头烫的。为了挤出时间来写作，他选择了这种极端的方式。

　　当时家里太穷，用不起电扇，夏天太热，他就拿一桶水放在桌下，写作时把脚搁水桶里，既挡蚊子，又降温驱暑。有时实在太困，他甚至拿冷水浇头。冬天写作时，寒风刺骨，墨水都能结成冰。困意来袭时，他点燃一支香，让香烛腾起的烟雾把自己熏醒。

　　《康熙大帝》是二月河的开山之作。当时他天天熬通宵。晚上10点开始写作，写到凌晨3点睡觉。早晨7点半，天蒙蒙亮，他就起床点煤炉子煮粥，然后骑自行车买个烧饼吃，到单位上班。晚饭后睡两个小时，到晚上10点他再起来写作。“一天三睡三起，我的时间都是偷来的。”忙中偷闲写书，他也招来一些流言蜚语，说他不务正业，用公家的稿纸写自己的书。

　　正因为这种碎片化的作息，二月河练就了独特的“睡功”。如今，他坐在沙发上就能睡着。靠着这种“拼命三郎”的劲头，20年里，他写出了520万字的鸿篇巨制，包括《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三个系列。二月河说，这就像是一次精神上的沙漠旅行，疲惫不堪，但只要穿过沙漠，前面就是绿洲。

　　“没人出书我头发都掉光了”

　　二月河说，当时最大的困难并不是写书，而是在出版界、新闻媒体没有后台和熟人，没有门路。“写出书来往哪里投稿都不知道，找了很多出版社都吃了闭门羹。”　　这是二月河一生中最焦虑的时光。“头发都掉光了。大片大片地掉。”二月河比划着说，当时他很迷茫，知道自己能写，但写到什么样的程度够得上发表的水平，他把握不准。他非常感激当初赏识他的中国红学会会长冯其庸。当时，初涉文坛的二月河把研究红学作为敲门砖，给《红楼梦学刊》投了一篇稿件但却石沉大海，半年多都没见回信。心有不甘的他便给当时编委会之一的冯其庸写了一封信“讨说法”，并附上另一篇稿子。不到一个星期冯其庸就回信了，不仅推荐刊发了二月河的文章，还建议他从事文学创作。二月河自此开启了写作的念头。　　1985年，冯其庸看完《康熙大帝》前10章后对二月河说：“你不用研究什么红学了，这就是你的事业。”这让迷茫中的二月河备受鼓舞。“当时完全靠自己一个人，用白居易的一句诗说，‘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冯其庸鼓励他说，尽管写，书写出来由他帮忙找出版社。为感激提携之情，他曾拿出5000元稿费送给病中的冯老，但被退回。后来他给红楼梦学会捐款30万元。　　很多人都以为二月河是研究红学出生的，但二月河表示，这是一个大大的误解。“当时我在文学界毫无知名度。我一个高中生说写了《康熙大帝》，肯定会被扔到废纸篓里，但如果说我是红学会理事，写了一本《康熙大帝》，人家可能会看一看。没办法。”说起昔日的辛酸，二月河感慨万千。

　　成功一靠运气二靠才气

　　二月河30多岁时还是副连，看到身边的同事已是正团，“前途渺茫”的他想到了转业。部队图书室的书也难以“解渴”。

　　带着英语大辞典入伍，他本想学英语，但无语境、无老师，他意识到“此路不通”。因文章写得好，他后来干起了宣传干事，并因此有机会大量读书，《二十四史》就是在部队期间读的。转业到地方，从副科长当到科长，二月河认为文史水平已经达到大学副教授后，决定利用业余时间写书。　　当时《解放军报》正在报道军人自学成才的案例，听说二月河正在写《康熙大帝》，就报道了这件事。黄河文艺出版社得知后，来找他谈出版。　　虽未上过大学，但二月河现在是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还是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成名后，有关部门要授予他“全国自学成才奖”，他调侃说：“还有成才不自学的吗?”　　全国各地来找二月河讲课的人纷至沓来，走在大街上，也经常有人认出他来，跟他打招呼，开口就是“二月河老师”，这让他很不适应。他要用手指掐掐自己，有点疼，然后确信，这是真的。“以前受过再多的苦都是值得的，总算熬出头了。”　　21岁高中毕业，40岁拿起笔写作，二月河在作家队伍中可谓大器晚成。他也说不清成为作家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在他看来，最终能熬出来，一靠运气，二靠才气。“如果没有冯其庸先生的鼓励，单凭我过去的精神蛮干，80%的可能性要失败。”同时，也跟他的努力坚持有关。“我觉得自己是个写东西的料，可以卖文为生。”二月河笑言，如果只看《清史稿》就能写康熙，那骑自行车也能上月球。“清代留下的史料浩如烟海，他要看得非常仔细。比如，什么情况下用书面语，什么情况使用民间口语，当时鸡蛋、大米什么价格。”

　　对话二月河　　雍正矫旨篡位站不住脚

　　记者：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跟之前有何不同?　

  　二月河：我们党在从严治党上，如今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二十四史中都找不到这种反腐强度。历史上也有过几次大的反腐，比如说像武则天、朱元璋、雍正时期。但当时的反腐，仅限于某个阶层或阶级，某个集团，甚至几个人。从来没有哪一个政府提出过：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永远在路上等这一系列反腐举动，发动各级党组织，通过人民群众，系统地对腐败问题进行治理。

　　也要看到，虽然反腐败已经呈压倒性态势，但这只是阶段性胜利，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从历史上看，反腐败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走向彻底胜利还需要继续努力。

　　记者：为何你对反腐的问题发声比较多?

　　二月河：可能我是个历史小说作家，对这方面题材比较敏感。其实我就是个作家，一个卖文为生的秀才，懂点儿历史，不是反腐专家。

　　记者：你的“帝王系列”小说享誉海内外，但这种历史题材小说容易被人诟病说是在替某个帝王翻案。

　　二月河：这要讲究历史真实性和艺术真实性的结合。打个比方，你到我家来，这是历史的真实。但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灰色还是白色，头发是卷的还是直的，有没有抹发油，戴的眼镜是近视的还是平光的，写的时候可以由我做主。历史人物过了300年后，他穿的衣服鞋子，个性是婉约型、激烈型还是爆发型的，作家可以发挥。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结合得好，后人就会说，你写得像。

　　记者：你之前说过，比较钟爱康熙皇帝，这会不会影响到你在写作时“笔下留情”，其实康熙当时也有不少文字狱。

　　二月河：的确，我是比较佩服康熙的。我看了大量历史资料，他的确在历史上起过巨大作用。我写的时候抱着比较尊敬的笔法。

　　我判断历史人物通常看3个方面。一是在历史上对我们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起过什么作用。康熙在位时，我国国土面积达到1400万平方公里，3次亲征准格尔，6次南巡，还平定吴三桂叛乱和解决台湾问题，每个问题都处理得非常漂亮。他在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上做出了贡献，所以我不问他的出生。

　　二是在科技、文化方面的贡献。《康熙字典》就是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贡献。

　　三是个人的素质和修为。康熙懂7国外语，在数学、地理、天文、文学、书法、医学、音乐方面都有很深造诣，是当时的第一学者，现在学术界已经有定论。我的侄儿去上大学，我问他，老师有没有讲康熙年间有人发明了双季稻，他说不知道。老师不敢讲康熙就是双季稻的发明者。因为康熙是地主，成分不好。

　　记者：雍正皇帝在野史中的名声也不太好，你似乎也替他“翻案”。

　　二月河：清朝没有正史，只有一部《清史稿》，就是对民间一些野史的整理搜集。我原来对雍正的印象不好，因为他抄了曹雪芹的家。如果不抄，留下一个完整版的《红楼梦》不好吗?但也许那样，曹雪芹顶多就是个吟风弄月、懂得一些诗词的公子哥，写不出《红楼梦》来。雍正在位，留下朱批谕旨2000多万字，这得是多大的工作量啊。他懒吗?所以我们要尊重历史，历史上的传说我们可以听，但不能全信。

　　比如，野史和电视剧中都有提到雍正矫旨篡位，将“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要知道，清朝写诏书时是满汉合一的，改了汉字，改不了满文。所以说，雍正改圣旨是站不住脚的。至于花天酒地、残害他的父亲等，当时社会上就有这个传闻。其实雍正也很苦闷，这么勤政，为国民殚精竭虑，还有人说他酗酒、好色，这和真实的他相去甚远。这应该是康熙晚年，太子们争位引起民众围观，民众们把这些事情写在日记中，成了我们今天的史料，雍正的形象才有些负面。

　　记者：你之前也曾表达过对书价过高的担忧。

　　二月河：是的。多年前一次逛书店的经历曾让我耿耿于怀：那时我的新小说刚出版不久，眼见一个年轻人捧在手上读得爱不释手，却在看到书的标价后犹豫地放下了。所以我对盗版感情很复杂。一套《二月河文集》便宜的卖300多元，高档的要500多元，对进城务工青年来说望而却步。而盗版书只要三五十元，也能读到我的书。盗版对穷人有利。他没有钱不是错，想看书也不是什么罪过，我们的书太贵啦。

　　记者：现在社会上弥漫着一股焦虑情绪，年轻人操心买房子，家长操心孩子能不能上好学校……你觉得怎么才能缓解这种焦虑?

　　二月河：我们处于变革时期，产生焦虑情绪很正常。我以前也焦虑过，头发都掉光了。我劝大家要多读书，尤其是历史书，让自己对历史、对社会的认知更加全面、视野更开阔，这样焦虑情绪就会有所缓解。

　　记者：听说你之前出书时稿费非常低?

　　二月河：是的。《康熙大帝》第一卷，我拿的是稿费，不是版税。第一卷千字7元，第二卷千字14元，第三卷千字20元，第四卷千字30元，到了《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时期，千字35元。出版社在当时已经给的是最高了。这种情况贯穿在我整个写作中。这两年版税收入才多一点。外人是按照我的书值多少钱，乘以10~15%，再按照印刷量。这样算，我当然收入高了。我也承认，我在中国作家系列中收入应该说名列前茅，算是比较多的。但我目前还没这个力量，拿出稿费组建一个团队或成立一个基金，来鼓励作家写作。如果将来有条件，我可能会有这种想法。

　　记者：你会不会鼓励子女也走写作这条路?　

  　二月河：子女有子女的事，我们不要把爱好强加给他们。他们做好自己的事，平平安安，这是他们的福气，是我的福气，也是整个社会的福气。我不会强迫女儿去吃文字这碗饭，他们对文字也没什么天赋。

　　“我原名凌解放，有一年在台湾记者问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我说因为我生于1945年。”

　　在中央电视台科教节目制作中心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全球通名家讲谈”讲台前，二月河兴致勃勃地跟台下的观众讲述自己名字的来龙去脉，“那年国民党发动内战，上党战役中我们粉碎了国民党的进攻，所以我叫解放。后来日本人采访我问了同样的问题，我说，那一年日本人投降了，呵呵。”

　　二月河操一口河南话，起初主办方担心大家可能听不懂二月河的方言而冷场，结果却是他一开口，台下的掌声、笑声就不断。“我的小说写的是三四百年前的事，凌解放这个名字虽好，但和这种古典题材不太相称，我舍不得改名，就想到了二月河。‘河’特指黄河，二月的黄河正是凌汛，冰凌解放，万排齐发向东一泻而去，非常壮观。这同时暗含了我的原名——凌解放。”

　　康熙——千古一帝

　　《康熙大帝》是二月河《落霞三部曲》的第一部，也是让他声名鹊起的作品。有人问二月河，“康乾盛世”经历了三代帝王，为什么写雍正和乾隆都称“皇帝”，而只把康熙称为“大帝”。二月河说，把康熙放诸历史之中，纵向横向一番比较，就可见康熙之“大”了。

　　康熙8岁登基，15岁擒鳌拜，19岁平定吴三桂等三藩之乱，23岁开博学鸿儒科，3次亲征准噶尔。“康熙鼎盛时期，中国的版图是1400万平方公里。他下令丈量全国的土地，绘制了中国的第一张地图——《皇域全览图》，这就给中国现在960万平方公里版图面积一个法律上的肯定。他3次亲征准噶尔，两天只吃一顿饭，就这么着平定了新疆;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解决台独问题的皇帝。康熙本人通7门夷语，他的数学、音乐、医学、书法、诗词，都可以和当时的顶尖学者媲美。即使放在今天，我们也会十分尊敬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所以，我要称他大帝。”

　　康熙曾经下令开海禁，允许海上贸易自由往来，中国的茶叶、瓷器、绸缎，香料大批输往海外，20多年的自由贸易为当时的清政府带来了相当数额的外汇收入。但这一政策只维持了20多年就被喊停了。“因为康熙的大臣提醒他说，当初我们满人入关打的旗号是剿灭李自成，替崇祯皇帝报仇。现在崇祯帝的朱三太子就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一带，如果海上贸易不停，有朝一日朱三太子带着人马坐船回来了，这个江山你让还是不让?就是这一条，把康熙给吓住了。如果这种开放能够持续下去，如果中国的工业革命能够大致与西方同期，我们现在是什么样子，很难预料。”

　　康熙和俄国的彼得大帝几乎处于同一时期。康熙即位时间早于彼得大帝，去世时间又迟于彼得大帝。两个人曾经在战场上交过手，赢家是康熙。但彼得大帝在俄国狂热地修铁路发展工业，康熙则没有这个意识，“在当时的社会，没有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能够给康熙一个思考的基础，尽管他曾有机会把中国引向展开国际交流的道路，但最终没坚持下去。”无论是写《康熙大帝》，还是现在讲述这段故事，二月河都用自己的角度审视着历史。

　　空前绝后的九子夺嫡

　　在二月河笔下，康熙末年的“九子夺嫡”，让人甫一展卷便欲罢不能，电视剧播出后，一时间成了大家茶余饭后最大的谈资。中国从秦始皇以来，几乎每一代皇帝传位时都会出现问题，但没有哪一次能像康熙到雍正的过渡期这般激烈，扣人心弦。

　　“说是九子夺嫡，实际上连康熙只有4岁的小儿子，都卷入到了这场斗争。康熙临终时口齿不清，说‘传位四……四阿哥’。下面跪着的皇子们就起哄，有人说传的是十四阿哥，有人说是四阿哥。皇子们当场就分成了两派，第二十四阿哥只有4岁，跪在最前边，他童言无忌，大声说‘我听清了，皇阿玛说的就是传给四阿哥’”。学术界关于雍正即位是否合法也曾经有过争论。

　　二月河认为皇四子雍正是名正言顺登上宝座的，理由有二：满人入关后发布公文的行文制度是满汉合璧的，即满汉两种文字互相对照，改了汉字改不了满文;其二，“传位于四子”在皇帝的诏书中必须写成“传位于皇四子”，若是“传位于十四子”就必须写成“传位于皇十四子”。“请大家想一想，这个当中加一个字好不好改?现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已经发现了康熙传位诏书的原件，雍正确实是堂堂正正地即位。”

　　但二月河也认为雍正最后胜出还有运气使然，即他有一个好儿子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弘历深得康熙宠爱，从小被爷爷带在身边教养。有清史学家认为，当时康熙已经默定要乾隆接雍正的班，这样可以确保清朝江山三代不出问题。

　　“历史上帝王因为有好皇孙而选皇子的不乏其例，这也有可能是康熙选雍正的理由。再一个理由就是当时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的需要。”康熙晚年吏治败坏贪腐横行，皇族、官员亏欠国库成风。康熙需要一个铁腕人物来接班，肃清吏治，讨要回国库的欠账，稳定江山社稷。雍正是有名的“冷面王”，天性刻薄，最合适拉下脸整顿政务。

　　历史的偶然与必然

　　在二月河看来，雍正个性复杂，也极为有特点：恩怨分明，睚必报;可以任劳，但不能任怨;极其勤奋但刻薄寡恩，生活少趣，所有这些扣合起来构成了雍正的形象。雍正处事作风非常强悍，他即位后立即着手反腐倡廉，追讨国库欠款，收效十分明显。康熙末年国库里只有700万两银子，到雍正中叶，库银已经增加到5000万两，短短数年翻了7倍多。乾隆时能够再现盛世，也是因为雍正在位的13年大力推行经济和社会改革，为乾隆准备了一个相对清廉的干部队伍，和一个相对丰厚的物质基础。

　　从历史上看，雍正的勤政也称得上是难得一见。“雍正留下来朱批御旨大概有1000多万字!我想我写书13年，500多万字，雍正当皇帝当了13年，朱批御旨1000多万字，可他还要召开会议，还要会见大臣，还有种种的国事应酬。曾有民间传闻雍正荒淫，可泡妞也需要时间啊，他有时间吗?”台下的观众笑成一片，但也有人不解：“既然这些皇帝都是好皇帝，中国的工业文明没有发展起来，在那个时候错失机遇并由此落后西方，这是偶然的吗?”

　　“其实是必然的，因为先进的生产力在整个社会中没有形成，只是个别的清醒分子有所觉察。康熙虽然文治武功，掌握的科学知识也不亚于外国人，但他没有清醒地把这些和治国联系起来，如果他意识到用科技发展生产力，派遣留学生出国，或者开海禁的政策不要停，或许工业文明也能在中国萌芽。”

　　二月河清楚地看到，一个不能产生创造力的社会，即使九五至尊的皇帝也无法凭借一己之力推动它前进，“戊戌变法时期，西方文明已经大量进入中国，在那样的情况下，光绪皇帝的变法还是失败了，指望200年前的康熙、雍正或是乾隆把中国导入一个工业社会，更加不现实。”所以，二月河将自己的这三部帝王小说定名为《落霞三部曲》，一个王朝留给世间最后的绚丽，让人们惊叹之后只能感慨它的黯然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