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至11日，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北京外国语大学共同举办的“国际儒学论坛———亚洲文明交流互鉴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亚洲文明源远流长，中国自古以来注重文明交流，在这其中，儒学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今天，全球化背景下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有何必要性？儒学对于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有什么作用？200余位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对这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开展交流互鉴的动力与活力永远不会枯竭”

“历史上亚洲各地区的人民，经过千百年的社会实践，都形成和发展了具有本地区特色和优势的文化与文明，但这些地区的文化、文明圈，从来都不是相互分割而孤立存在的，始终都是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会通、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的，始终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求同存异、相辅相成的。”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滕文生谈到，亚洲各地区文化、文明圈的交流互鉴，早已成为世代相承的历史传统，并为整个亚洲文明、亚洲价值和东方智慧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历史的经验说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文明之间进行交流互鉴，是一件常做常新的事情，开展交流互鉴的动力与活力永远不会枯竭——“历史总在发展、时代总在前进，永远需要通过这种交流互鉴来提供经验、智慧与力量支持。因此，它总是处在‘古已有之，而于今为盛’的历史途程之中。”滕文生表示。

亚洲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亚洲文明之所以在漫长历史上有辉煌成就，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通过文明的交流互鉴，从不同文明中汲取营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西平认为，历史正在进行中，亚洲各国与其他各国正在共同创造着历史，“亚洲重新崛起将告诉世界，走向现代化之路是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的”。

中国自古注重中外文明交流，西北大学名誉校长、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张岂之以古代丝绸之路为基点，回顾了中国对外文明交流史：中国在西汉时期就开辟了丝绸之路，这是经济交流之路，也是文明互鉴之路。中国的丝绸改变了西方人的穿着，而西域的物产和音乐、舞蹈也影响了中国人的日用习惯和艺术风格；中华的儒学推动了东亚日本、朝鲜文化的发展，而南亚印度的佛教也充实了中华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的表现力。即使在明清之际官方采取了“海禁”政策，民间的海上交往也并未止步，特别是中国一些商人与平民，经海上丝路往来贸易，甚至到东南亚以至世界各地定居，为传播中华文明作出了很大贡献。在张岂之看来，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正是在与各国文明的交流互鉴中成长发展起来的。

“建立起对亚洲文化的自觉、自尊和自信”

近代以来，亚洲国家为摆脱落后、贫弱和走向现代化的奋斗进程中，无不积极、大量地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北京大学教授楼宇烈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这种学习和吸收是必要的、合理的和进步的，但从文化论上看则存在着片面和失衡，具体表现为对西方文化的盲目推崇和对东方文化的妄自菲薄。他指出，“随着亚洲走向现代化，应该对亚洲文化进行历史反思，建立起对亚洲文化的自觉、自尊和自信，积极开发东方文化这座宝库，务使东方智慧日进日新，在显示其古老光辉的同时，展现出它崭新的现代风采，为人类更美好的未来作出它应有的贡献。”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牟钟鉴也认为，可以积极挖掘亚洲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推动现代化、纠补西方文化的积极要素，以亚洲传统文化为根基，吸收西方文明优秀成果，拒绝后者单边主义、自我中心、物质崇拜等负面影响，把社会责任和个人权利、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公平正义与利益诉求、道德立法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走东亚式的发展之路。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交通、通讯与互联网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与区域的经济合作，加强了各国与各地区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依赖，客观上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格局。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汝信认为，从亚洲发展角度而言，全球化或地球村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应对与运用得当，确实能为亚洲发展中国家提供难得的机会，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也面对很多不确定性与巨大风险，比如金融危机造成的余波还未过去、世界气候与生态问题尖锐突出、经济发展失衡等等，这严重影响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汝信认为，开展不同国家之间的文明对话与交流互鉴，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加强友好合作，是共同应对以上挑战的必要思想基础。

实践“和而不同”的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大会上指出，“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世界万物万事总是千差万别、异彩纷呈的。”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从世界文明发展的角度分析，全球化应该是多元文化的共处。高科技环境中的地球村让世界各国人民前所未有地亲近，多元文明频频相遇，多种文化密切交往，但他认为，“亲近”并不必然带来“亲密”，甚至会产生“拥挤感”，近距离的交往也容易变成交锋。由此可见，人类共处需要具备共处的智慧———寻求亚洲文明的共享和共构，求同存异，和而不同，都要求尽量找出不同文明的可能共同性，即发现大家所公认的共同点和不同文化得以汇聚的契合点，为此还需要回避矛盾、协调分歧、防止冲突的共在之智慧。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提供一定的启迪或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中国儒家文明实质上是主张有机共构、形成和谐整体的和合文明，清华大学教授钱逊指出，“和”不只是美好的愿望和追求，更是中华文化的大智慧，包含着待人处事的基本原则，是有着丰富内涵的思想体系，如中国人的世界观可归结为“和实生物”，根本价值观为“和为贵”，待人处事基本原则为“和而不同”，等等。这些都为全球化文明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历史根据。

“和而不同”主张从事物多样性的统一中去看待事物。用于今天，可以得出这样的论点：亚洲国家有不同的文明，通过交流互鉴，才能到达和的境界。那么如何在亚洲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实践“和而不同”的理念？汝信认为应该树立全球意识与共同目标，充分认识到世界是一个整体，共同致力于构建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同时，还要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尊重不同文明参与平等对话与交流的权利，根据实际情况与历史文化传统来选择各自国家与地区的发展道路。“当然，这种文明对话需要有一种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友好气氛，并且持有开放包容的态度。”汝信说。

追根溯源，亚洲文明交流互鉴，应该重视其思想基础———儒学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的多元文化的发展，当代儒学的复兴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这既是文化活力的征象，但也面临着各种挑战等，为儒学带来内在发展危机，即儒学多元发展而不求多元整合的危机，只求适应时代需要而不求“反身而诚”的自我德性的建立与实践。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国际儒联始倡人与荣誉顾问成中英指出，这需要整合儒学本体的核心价值，理解儒学的多元结构与多元结构中整体的一贯之道并进行创新反思，重建与强调儒学“本、体、知、用、行”五层次的哲学逻辑思维方式与整体融通的发展模式。他认为，这既可以充实个人的内在修养与生命精神，更可以推广于社会与世界，以解决冲突矛盾，建立沟通与协调，实现人类有史以来追求的正义、和谐的大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