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文明曙光初现时期，我们就有了原始的中国梦。据考古发现，距今8000年前，中华民族就有了龙的图腾（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发现了距今8000年前的石堆龙）。龙的图腾其实就是最原始的中国梦。

　　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尧、舜、禹，再到夏、商、周，中华民族始终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到了春秋时期，中华民族的中国梦就更加明晰了。儒家经典著作《礼记》 《礼运》篇就提出了“大同”的概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恶其不出于其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大道实行的时候，天下是属于大家的。政治上，选拔贤良，委任有才能的人。人人讲求信义，和睦相处。社会上，每个人不只是爱自己的父母和儿子，也爱别人的父母和儿子。老年人有所养，成年人有工作，幼年人健康成长，即使是残废有病的人都有所托所养。这样的社会秩序是：男的有职业，女的有家庭。每个人从事生产劳动，尽力做事，不必专门为自己考虑。人与人之间没有阴谋和欺诈，没有强盗和小偷，也没有乱徒和贼党，社会安定和谐，老百姓连大门都不需要关闭。这就是大同世界。

　　儒家文化既有“大同”之理想，但也没有完全脱离现实。禅让制时代终结之后，“大同”社会变得越来越遥远了。为此，在最终目标遥不可及的情况下，孔子又提出了一个中长期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小康”。儒家对“小康”的解释是：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身体，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如今既然天下再也无法行大道，天下已经成为一家一姓的天下了。人人只孝敬自己的父母，爱护自己的子女，生产财物和付出劳动，都只为了自己。有地位的人将爵位传给自己的子弟，然后不断地加固城池以保基业永固，并且按照礼义来制定法度，确立君臣的名分，加深父子的恩情，使兄弟和睦、夫妻和谐。由此而设立各种制度，划定田里疆界；以此推举贤达的人，奖励为自己效力的人。这样一来，人和人之间就会产生盘算和阴谋，战争也就由此而起。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和周公，这些代表人物，他们治理国家都是通过上述标准来进行的。这六位贤君，没有一个不是小心谨慎地运用礼制来治国的。他们以此来确立社会的是非标准，使百姓既诚实守信，又知错能改，崇尚仁爱，讲求礼让。整个社会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如果有人违反法度，即使是有权有势的人，也会被绳之以法，而广大民众也会对其人人喊打。这样的社会就叫做“小康”。

　　儒家认为，在“大同”社会里，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社会和谐。这是人类的最高理想。“小康”则比“大同”低一个层次，是建立在小生产、小农经济和私有制基础上的封建世袭社会，但即使这样，只要像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和周公六位贤君那样，以德和礼治国，做到治理有方，就会实现社会稳定，国泰民安。

　　儒家思想既提出了“大同”与“小康”社会的理想追求，同时，也给出了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路径，这就是《礼记》 《大学》篇所提出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思想认为，只要按照这个17个字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就可以达到“小康”，同时就可以一步步接近“大同”世界。

　　儒家的“小康”与“大同”是封建社会形态下的朴素理想和至高追求，也是古代中国的中国梦。为了这个梦想，仁人志士和封建士大夫们在旧中国的漫漫长夜里苦苦追寻了2000多年。古代中国的中国梦虽然没能够实现，但它却是一盏不灭的灯火，永远点燃着中华民族的希望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