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凝聚全党共识的重要纲领

　　光明日报记者 刘华东 李睿宸

　　走进陕西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很难不被一座叫“飞机楼”的建筑吸引。讲解员介绍，1941年建成的“飞机楼”是中共中央在延安的办公厅楼，因其形似飞机而得名。

　　走进“飞机楼”三楼会议室，桌椅陈设一如当年。在党的七大通过新党章，确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的3天前，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在这里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提出“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

　　1945年8月印刷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原件，现藏于延安革命纪念馆。延安革命纪念馆提供

　　箭在弦上

　　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到这一天为止，全会已经持续了11个月。

　　“六届七中全会长达11个月，史无前例。”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李庆刚眼中，开会不是目的，开会是为了解决问题，“全会通过的决议是历史决议，但根本目的是为解决现实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是为了更好向前看、向前进”。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会址。延安革命纪念馆提供

　　穿梭百年流光，我们把目光定格在1945年的延安。那时离嘉兴南湖红船启航已24年。这24年航程，惊涛骇浪片刻未歇。除了战争带来的风雨如晦，党先后发生过三次“左”倾错误，经历过反“围剿”失利被迫长征，全国党员、红军锐减九成，白区党组织损失殆尽的“至暗时刻”。从中央苏区到延安，教条主义像一团乌云如影随形，始终笼罩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头顶。

　　彼时，党内教条主义故态复萌，广大党员干部思想认识不统一，“在军事上，在政策上，例如群众运动、减租减息，许多地方都不一致”。延安之外，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八路军、新四军被诬为“新式军阀”，根据地被传为“变相割据”；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传至国内之时，“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用中国”“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等反共舆论甚嚣尘上。

　　“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时所犯‘左’倾或‘右’倾错误，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当时严峻的斗争形势对中国共产党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即要求党必须有一个自己毫无争议的政治领袖，有自己的统一的思想。”李庆刚说，党中央花巨大心力对党的历史进行彻底总结，批判历次“左”倾“右”倾错误，树立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是因为不如此党就难以统一，也无法承担民族解放的重担。

　　一盏灯火

　　《决议》的起草过程，足以称得上路转峰回。

　　1944年5月，任弼时写出《决议》草案初稿，分送政治局委员征求意见，并经胡乔木、张闻天多次修改。随后，毛泽东在张闻天修改稿的“抄清件”上修改7次。据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茆梅芳介绍，后来《决议》草案又经过多次讨论和修改，到最后印刷时，早已十易其稿。

　　实际上，毛泽东参与《决议》起草，可以追溯到1941年。从1941年3-4月为《农村调查》撰写序和跋，到1941年5月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痛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再到两次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战时期中央的路线是非，在帮助全党认清“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方面，毛泽东倾注了诸多心力。任弼时当时写《决议》草案初稿，就是在毛泽东1941年撰写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结论草案》和两次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形成的。

　　延安革命纪念馆外景。延安革命纪念馆提供

　　“前后历经4年，毛泽东直接参加起草并反复修改，全党高级干部多次讨论。《决议》倾注了毛泽东大量心血和用唯物史观对党的历史的科学判断，可谓呕心沥血、字斟句酌，集中了全党的集体智慧。”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薛庆超表示。

　　百年回望来时路，后来人多惊叹于革命年代的天翻地覆慨而慷，而这狂澜巨变，也是由一天天的日子熔铸而成。有很多影响中国历史的变化，它的见证者，可能只是当年延安窑洞里一盏彻夜不熄的灯火。正是这灯火，穿过旧中国的沉沉暗夜，照亮了光明的新中国。

　　关键枢纽

　　30多年后，时光的指针又一次滑向中国浴火重生后的转折点。1980年，邓小平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说，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从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到六届七中全会提出“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其间整整10年。

　　茆梅芳介绍，《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党一段时期内正反两方面的斗争经验，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了正式总结。用这种形式总结历史经验，不仅是我们党的建设的一个创举，就是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及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架起从遵义会议到党的七大这10年间以毛泽东为代表党的正确路线走向成熟的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枢纽。”在李庆刚眼中，全会及其《决议》是全党对党的历史和理论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发展过程中产生质的飞跃的关键一步。

　　百年飞跃

　　2021年，红船已驶过百年。2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在全党开展中共党史学习教育，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的号召。

　　在重要的时间节点回首来路、展望前路，确保了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70多年前，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指导思想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新纪元。

　　如今，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新。如何在风云激荡的时代大潮中继续穿云破雾，浩荡前行，历史的钟摆再次敲响时代之问。中国共产党人再次勇敢作答，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在“两个维护”引领下，全党更加团结统一。

　　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从容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历史的百年回响中创造新的历史。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05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