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大力发展重化工业
2005-08-29 09:44:04 作者:王梓 来源:SRC-201 |
《21世纪》：中国是否可以超越重化工业化阶段？
要不要搞重化工业？有关中国的就业与平等
樊纲：有人认为我们可以不要搞重化工业，可以“超越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对于这种观点，第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是：从技术上说，你是不是已经可以不再用重化工业的产品，而是有了品的(“高新科技”的)替代品？
有人会说，可以通过贸易解决。那么，第二个问题：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是否真正不需要重化工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若是需要重化工业产品而不去生产，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应该花钱进口这些东西，而把这些就业机会让给别人？中国目前最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是什么？是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是三农问题，是脱贫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根本的出路都取决于就业的增长，取决于大多数农民能不能最终从农业中转移出来。27年的高增长，搞了那么多的产业，包括重化工业，才刚刚把近2亿的农业转移出了出来，还要转移多少？在我看来，至少还要再创造出2-3亿的就业岗位，才能实现中国的充分就业，从而解决上述各种历史的难题。
有人认为重化工业不能创造多少就业，这也不对。重化工业本身吸取的劳动力可能有限，但是与重化工业相关的上下游各行各业，包括机械制造业、原材料生产业、运输业、服务业等产业吸纳的劳动力却大大多于重化工业本身。过去鞍钢3万人在钢铁厂，而上下游为它服务的“三产“曾经有20-30万人，还不算外地的各行各业。退一步说，即使重化工业创造就业不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多，但那也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宝贵的就业！只有制造业的工作岗位是可以转移的，而现在全世界的制造业就业，中国以外只有8000万个岗位，最好的情况再转移到中国2000万，乘上一个系数，也就是加上由此带动的运输业、服务业等等可能总共会有1亿个工作岗位。技术还在进步，每个行业所需的劳动力都在日益减少。而我国还有2-3亿的农民需要就业，既使全世界制造业就业能转移的都转移到中国来，也还不可能解决我们的三农问题。
把以上两点综合起来，第一在技术上我们还不能不用钢材、水泥，第二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我们需要更多的就业，结论就是什么？结论就是：只要我们还需要用钢材、水泥，那么出于我们的“民族私利”，最好就是钢材、水泥在中国生产，在中国创造就业；而且，只要世界上印度人或者美国人还需要用钢材、水泥，那最好也是在中国生产，在我们这里创造就业，然后出口给他们。这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根本出路。
因此，在我看来，如果有什么新型工业化的话，对于中国来说，应该首先就是所有产业都要搞！中国人太多了，不搞不行。但要采取更好的制度、尽可能利用较新的技术来搞，比如现在可以用新信息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而不是这也不搞那也不搞。你只有可以论证不搞这不搞那也能解决中国几亿农民的就业与收入平等的问题，你的理论才是可信的。
能不能搞？ 有关“资源瓶颈”
《21世纪》：对重化工业化道路的反对者提出的问题，比如资源缺乏等，您如何分析？
樊纲：上面所分析的其实是我们的理想和愿望：我们想要发展重化工业来创造就业，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接下来的问题当然是你能不能搞重化工业，是不是“一厢情愿”，是不是空想，其中就包括是不是有条件发展重化工业。
我很理解反对重化工业者的担心，就是资源稀缺、资源成本攀升以及重化工业污染问题。中国是资源稀缺国家，我们今后会越来越面临这个问题，这毫无疑问。但是，首先，资源稀缺本身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天下没有资源不稀缺的国家，而且经济学最近几十年研究结果证明只有资源稀缺的国家才能发达，资源很富足的国家往往最后不能增长。经济学家现在有一句话，“幸亏这个国家的资源是稀缺的，所以它成长起来了。”因为资源稀缺才去努力，才去创造，才去推动技术进步。经济学的基本逻辑都是建立在稀缺的基础上，没有稀缺性就没有经济学。现实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日本国内资源比我国稀缺，什么都没有，但它现在是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它利用的全世界的资源发展自己。从这个角度说，一个国家自己的资源稀缺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但要想发展，特别是要想为全世界生产以创造就业，一定要利用全世界的资源，在利用全世界资源为全世界生产的同时发展自己，创造自己的就业，而不能局限于自己所有的那点资源。
而这时论证重化工业能否发展的问题，从本质上就是要分析我们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是否能做到有效率、成本低、有竞争力。
第一，是否有效率。现在很多人对重化工业的批判其实是在批判我们中国目前在于重化工业中还存在的缺乏效率的现象，批判我们中国资源和能源利用率太低。这当然是个根本性的问题。我国当然不能再走过去计划经济时依靠国家给补贴、不讲效率、不计成本地搞重化工业的老路。关键问题是能不能通过体制改革和有体制保障的技术进步改变我们低效率的问题，也就是如何通过产权制度、价格制度、市场制度和竞争制度的改革来确保效率的提高，确保企业有动力、有约束通过不断地创新技术、利用新技术，有效降低成本，只有这样才能具有竞争力。但这不是要不要搞重化工业的问题，而是体制改革的问题，是你能不能改革体制提高效率，获得搞重化工业的资格的问题！而且在这个问题上，任何产业都是一样的，你没有竞争力，什么都不能搞，不仅是一个什么重化工业。所以我们在讨论重化工业问题是，要先搞清楚你是在讲重化工业不好，还是你发展工业的体制不好？这是两回事。
第二，既然自己没有资源，要从全世界运回资源来搞工业，就有了一个运输成本问题。运的资源越多，运输成本的因素就越重要。而运输成本比别人高，同样是对竞争力的抵消。就资源而言，在考虑是否有效率时，也要把运输成本的因素考虑进来。这在我们下面分析重化工业的区域优势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第三，要利用全世界的资源，就有了一个能否以合理的价格在世界上获取资源的问题。我们要从世界市场上买资源，通过我们生产的制造业新产品来换取资源，这时的问题就在于那个换取资源的价格是否合理。不管资源价格多高，只要公平，大家都用一个价格，你也是60美元一桶油，我也是60美元一桶油，就不影响我们的竞争力，因为在同一资源上的成本是一样的。我们不要求价格比别人低，但要是因某种原因自己没抓住市场机会，支付的价格比别人高，我们搞重化工业的成本就比别人高，就失去了竞争力。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如果我国的外交与外贸战略搞不好，出现了不利于我们的“政治加价”或价格歧视，人为地提高了资源价格，我们的竞争力也会被削弱。所以说，资源稀缺从物质上说不是问题，但在国内体制上会是问题，在国际关系上可能是个问题。不能搞重化工业，可能是因为我国的内政外交、国际战略没有搞好，导致我们购买资源的价格太贵，成本太高。这是值得方方面面在今后几十年需要考虑的国家战略问题。中国国际战略的一个重要任务今后就是保证我们能以合理的成本价格获得资源。
第四个因素就是环保。现在确实不能再按照过去不顾环保的方法来发展重化工业，环保(成本)将来是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已经成为全球公认的标准。在哪里发展重工业化都要考虑这个问题。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什么呢？它们只是说明了，我们只有努力改革、努力发展、努力进步，才能够搞、有资格搞重化工业！相反，如果认识到存在以上的问题，就说我们不能搞重化工业，就要放弃，就不再努力，要让给别人，那就成了“不努力发展”的道路，成了“反工业化道路”，而不是什么新型工业化道路。
在哪里搞？沿海地区最适合发展重化工业
《21世纪》：重化工业化过程中北方是否存在比较优势？今年以来，长三角、珠三角增长速度下降，是否会导致经济重心北移？
樊纲：这是区域发展的问题。当前有的人争论南方、北方区域增长的问题，但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是个假问题。才半年的时间长三角、珠三角增长速度比其他的地方慢一点，并不说明什么问题，其中确实很大程度是宏观经济波动造成的。因为这些地区在过去几年经济过热时走在前面，当宏观调控经济要调整的时候，他们自然也是首先要调整的地区，所以这些地区增长减慢一点也不足为奇。北方，包括内蒙等地区，经济增长很快的一个原因是资源行业增长。资源行业为什么增长？是因为这一轮高增长提高了资源的价格，资源行业的增长使北方一些地区增长得快一些，也是很自然的。
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将来中国什么地区更有发展重化工业的条件和潜力。
这首先要回到刚才讲到的运输成本的问题。要发展重化工业，将来越来越多要依靠全世界的资源，而人类迄今为止最便宜的运输工具还是水路运输；而且资源产品体积大、重量大、附价值低，水运的成本优势要比其他任何运输方式都大得多。而这就导致了沿海地区发展重化工业的成本优势。从这个角度来讲，北方以前可能有搞重化工业的优势，而以后在新增加的部分就不一定还有优势。所以从逻辑上说，今后利用世界资源发展中国重化工业，合理的布局是在沿海地区，因为它的运输成本最低。不这样，难道我们还要把那些体重价低的原材料从海般上卸下来再装上火车甚至是汽车(因为我们这些年铁路发展相对太少)长途运到内陆地区去搞重化工业吗？因此，沿海地区在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当中，重化工业是一个重要的发展产业。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水资源。有一些重化工业是水消耗量很大的，哪里有水哪里才能搞重化工业。比如，水对于东北的重化工业是一个重大的约束。因此只有交通运输成本相对低廉，水资源丰富的地方才可以搞重化工业。北方的水是否能支撑现在东三省的重化工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研究。沿海地区如何淡水缺乏，也就不一定能发展重化工业，因为海水淡化目前还太贵。
所以我认为大而化之地谈什么南方北方是没有意义的。在重化工业的区域分布问题上，真正有意义的是研究那些决定重化工业竞争力的因素，都会在区域间具体存在哪些差异，从中发展市场配置资源基本趋势。
(见习记者马娟、实习记者刘莉参与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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