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节这个传统团圆节日的前夕，中美大都会人寿传出了中外方股东闹“离婚”的消息：中方股东首都机场集团已萌生退意，目前正在寻找买家，以接收其在中美大都会人寿中的股权。

　　中方股东的退出理由有好多，脱离不了根本的一条：合资成立的保险公司盈利情况难以令人满意。虽然当初合资时，中方股东已经被打了“预防针”———寿险公司要等上个6至8年才能盈利，可在缓慢的至今尚未盈利的现实面前，投资方显然已没有这个耐心了。

　　自打保险市场放开后，外资保险迫不及待地涌进中国保险市场。按有关规定，进入我国的外资保险必须采取合资形式，所占股份不能超过50％。尽管外资保险对此很不情愿，但为了尽早抢得中国保险市场，仍积极寻找合资伙伴。

　　既然可以选择，外资保险便倾向于那些有现成资源的“大款”企业。于是，入世后成立的合资保险公司中方股东基本都是大型国企，而这些中方股东被保险的金融业光环、外资保险的雄厚实力所吸引，义无反顾地与外资牵手。合资成立的保险公司大多从中方股东那里拿到了一笔丰厚的业务，如中意人寿、国泰人寿等。中美大都会曾在2006年初准备在首都机场销售航意险，后因有垄断之嫌未能成行。嘴边的肉吃不到，盈利遥遥无期，面对如此状况，志不限于保险业的中方股东怎能不生退意？当然，合资保险也有婚姻幸福的，那就是双方找到了利益结合点者，如中意人寿因拿下了中方股东中石油集团的200亿保单，撑起了业务，中石油集团也乐得有这样的“自家人”帮助打理员工保险。从合资双方联姻的过程不难看出，合资保险公司双方的“爱情”基础其实并不牢靠：一方是为了中国保险市场和中方股东的资源，另一方则是为了获利，这样一来，一有风吹草动，合作当然就可能出现危机。这里，不妨套用那个时髦的句式：不是中美大都会一家在闹“离婚”；在众多合资公司中，像中美大都会这样的不在少数。

　　除了盈利达不到预期外，大多数合资公司还存在理念上的冲突。合资公司管理框架通常是：中方派驻董事长，负责财务和人事主管，而外方担任总经理，负责业务开展。在合资初期，双方尚能相敬如宾，但毕竟一方是大型国际保险公司，另一方则是大型国企，慢慢地，在经营理念、管理模式等问题上的摩擦不断，天长日久，矛盾加深，终于加速了“婚变”。

　　而且，在时间的“考验”下，有些内资保险公司也渐现婚变隐忧，只是没有合资公司那么引人注意罢了。保险市场放开，也吸引了国内资本转身保险市场寻找机会，从2004年开始，大量行业外的企业联手组建了保险公司，这些新保险公司几乎没有保险背景，比合资公司更缺少专业性，对保险的盈利期待值更高。资本生来就是逐利的，尤其是国内资本相对来说更具急功近利的一面。在现实的保险市场竞争面前，盈利不可期，股东在经营管理上的分歧便自然增大。对此，国信人寿就是一个例子———该公司在筹备阶段就因股东的矛盾而宣告夭折。还有不少公司虽然成立，但不断遭受股东纷争之苦。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股东合作时间的增加，彼此了解加深，闹“婚变”的保险公司肯定会越来越多。

　　说是“婚变”，可保险公司的股东变更远比夫妻离婚复杂得多，对保险公司经营发展的伤害也更大。伤害最明显的是影响既定的发展思路。即便是和平分手，新进来的股东也要对保险公司的经营发展提出新的战略，保险公司不得不停掉现行的步子进行调整，或者干脆就是坐等调整。可现在的保险市场竞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坐等之下，保险公司的发展必然受到影响。更何况在实际上，不少想“离婚”的保险公司，股东间已经到了矛盾重重的地步，对保险公司的伤害提前了很多———那些个人事矛盾、经营矛盾等都会掣肘保险公司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闹“婚变”的保险公司，如果一直谈不拢，极有可能走向停业、退出市场的极端，其遗留的最大问题，便是如何保护好被保险人的利益。在2007年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上，保监会主席吴定富明确提出，要建立保险公司退出机制，这显然是对保险公司经营风险的防范。事实表明：接二连三的“婚变”已明明白白地提醒我们：尽快建立保险公司退出机制，是非常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