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考古发掘，三星堆的神秘之门并未开启

　　１９２９年春的一个傍晚，农民燕青保和他的兄弟们惊喜不已：在挖蓄水沟时，他们撞上了尘埋已久的宝藏——一大批玉石器，总数约４００件之多！四川盆地广汉月亮湾挖出珍宝的消息不胫而走，蜂拥而至的古董商很快让广汉玉器声名大噪。但无人知道，离幸运的燕青保的父亲燕道诚宅院不远处的地下，沉寂着为数更多的千年宝藏。
　　１９３１年春，正在广汉布道的英国传教士董宜笃，从燕道诚手中拿到了几件玉石器，随即送交华西大学博物馆的戴谦和教授。当时的美国人葛维汉在华西大学博物馆担任馆长，他因这几件玉石器而兴奋不已。
　　１９３４年３月１５日，经过准备的葛维汉与华西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林名均教授组建起一支考古发掘队，并得到了当地驻军的配合。他们在月亮湾燕道诚家的院子旁首次进行了发掘工作，从而揭开了中国川西平原考古的序幕。
　　那一次，葛维汉几乎拾到了那把开启神秘之门的钥匙。只是由于运气、经验与条件的限制，他没有那么幸运地找到那扇虚掩着的古代之门。一片巨大的远古城市依旧沉寂在地下，那曾经是一座人口以万计的大城。大约３０００年前的时候，这座城郭神秘地消失了。川西平原考古的第一次，并非一无所获，葛维汉、林名均在月亮湾发掘到许多玉石器和陶器残片。

　　几次实地考察，尘埋已久的三星堆慢慢被人们唤醒

　　葛维汉在１９３５年离开华西大学博物馆，回到了美国。当时他做了很多笔记，据说还有相当数量的照片，这些记录材料也一并被他带回了美国。在广汉考古以后的２９年里，三星堆田野一片寂静，再没听到考古人的脚步声。
　　１９５３年，西南博物院院长冯汉骥先生与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王家佑等人来到广汉，他们重新提出三星堆一带有古文化遗产的可能。３年后，王家佑等人又在三星堆和月亮湾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在王家佑的一再鼓励下，燕道诚一家终于将家藏的玉璋、玉琮、玉钏、石璧等文物贡献出来。今天，这些器物分别在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省博物馆和三星堆博物馆珍藏。
　　１９６０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组又对三星堆和月亮湾等地的文化遗存作了全面调查。３年后，时任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四川大学的冯汉骥博士率领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和四川省博物馆工作人员来到月亮湾。冯汉骥先生在三星堆的土城遗址上细细观察，一个巨大的城市轮廓隐隐再现。他猜想，这一带会不会是古代蜀国的一处中心都邑呢？这一想法在２３年后得到了证实。
　　位于四川盆地西部的广汉三星堆遗址，是由三十多个地点组成的长方形遗址群。马牧河的南岸原来有３个大土堆，被当地人称做三星堆。它位于东经１０４·２度、北纬３１度的地方。有关三星堆名字的由来，我们可以理解是当地人世代口传的结果。三星堆的“堆”在四川人的口语中，有人工垒积的意思，或许可以把三星堆理解为人工垒积的３座土台。
　　从１９７０年开始，有人在三星堆和月亮湾一带古遗址处搭建了砖窑厂，致使大片的古文化遗址遭受破坏。那时，正在广汉文化馆当文物干部的敖天照见此情形很是焦急，他急切盼望考古队能尽快来发掘。当时，在四川省考古所任副队长的赵殿增与４位同事驾驶着一辆破旧的吉普车，一路颠簸来到三星堆，终于找到了那些被砖窑厂从土里头取出来的大量瓦片陶片。

　　国家专款专项，三星堆开始被最大规模地发掘

　　敖天照为古代遗存四处奔走，工夫没有白费，尽管回报姗姗来迟，但毕竟还是来了。１９８０年５月，四川省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开始了面积为１２００平方米的抢救性发掘。考古者发现了龙山时代和距今３０００年—４０００年的房屋基址１８座、墓葬４座，出土了数百件陶器、石器、玉器文物和数万片的陶片标本。两年后，国家文物局决定对三星堆专款专项考古发掘。
　　１９８６年，四川省考古所在三星堆进行了最大规模的发掘工作。当时的领队是陈德安，副领队是陈显丹。
　　在考古现场，考古者小心地揭示着表土下面的蛛丝马迹，而砖窑厂的工人们却加大力度拼命挖土。
　　当时，一个埋藏着众多罕见器物的地点和发掘小组正渐渐缩短着距离。在潮湿闷热中已经苦熬了３０天的考古者，距离一件巨大的发现仅差几步之遥。但当天傍晚，仿佛是鬼使神差，第二区的考古者们宣布发掘工作暂告结束。
　　１９８６年７月１８日下午，砖厂工人一个惯常的动作突然改变了考古发掘的全部节奏。陈显丹说：“我们当时在那里整理这一年年初的挖掘材料和资料，一个民工跑来告诉我们，他们那里又挖到了几件玉器，被挖土的民工哄抢了。当时我们就向老百姓进行宣传：这些东西都是国家的文物，如果在下午５点以前，大家把拿走的东西一件不落都交回来，这个事情我们就不说了，如果５点以后，这个东西还在你手上，就算盗窃国家文物。很快，老百姓从四面八方拿着那些东西，络绎不绝地就来还了。到下午５点以前，我们估计上午被拿走的东西差不多都被送回来了。”

　　在广汉的天空下，三星堆的两个神秘之门悄然洞开

　　陈显丹介绍说，当时判断面对的应该是一个大墓，像在安阳殷墟武官村大墓一样，估计可能是一个古蜀五陵的陵墓。所以他们就开始做这个一号祭祀坑的挖掘工作。
　　陈显丹回忆了７月下旬的一个夜晚，那激动人心的时刻：那天晚上就打开了这个宝库的大门！约两点３０分的时候，我们就挑出了在灯光底下一点点发光的东西，上面有一些花纹，可以看出是一条鱼。当时一看是黄金的，我以为就是一条金鱼，接着就用竹签慢慢往下挑，越挑越长，后来弯弯曲曲的出来有１米多长！我们就不敢往下做了，当时我旁边有一个民工一再问我这是什么东西，他说是不是金子，我说不是。他说怎么不是呢？我说这是一件青铜器。他说不对吧，青铜器是要长锈的。我说这不是青铜的是黄铜的，所以他就没有再问。当时是为了安全，我们就赶紧停下来。我就说不干了收工，但是人不能离开现场。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保留现场暂停挖掘。为了安全，我们就兵分三路，我坚守现场；陈德安立刻返回成都，把这个重要信息立刻通知单位；另一路我们派了一个学生，立刻到广汉市委书记的家去报告，请求他们派警察或公安部门的人来。到５点多的时候，广汉市就派了一个排的３６名武警，把这个地方围起来。等他们一到我们就宣布了这一重大发现。我当时不知道这是金杖，刚开始发现以为那是腰带。接着又发现了很多玉器，还有铜头像、铜人。当时为了周围的安全，当地的公安部门就把三星堆周围有前科的有犯罪嫌疑的人都清理了一遍，该管理起来的都管理起来了。
　　１９８６年８月１４日傍晚，一件令所有人始料不及的事情又发生了：另一个埋藏着宝藏的地点也被发现了。这一年，在广汉的天空下，三星堆的两个神秘之门悄然洞开。
　　经过准备，考古队于８月２７日下午对二号坑开始发掘。那时，葛维汉、林名均在燕家院子藏有玉石器的坑旁又发掘出一些玉石器和陶器残片。这些器物对研究西南的古代历史具有深远的意义。林名均教授由此想起了旅居日本的郭沫若，郭沫若在日本千叶县市川市刚完成了《甲骨文字研究》一书。郭沫若接到林名均先生寄去的照片和说明后回了一封信，他认为在广汉发现的玉璧、玉璋、玉圭等器物均与华北、华中出土的相似，这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文化接触的证明。
　　相对中原华夏民族而言，蜀族居住在西南边陲地带。早在夏、商时期，蜀和中原王朝就有交往。甲骨文记载，商王朝征战时，曾向蜀国抽调过３００名弓剑手；商武丁时期，商王曾征调军队讨伐蜀国。甲骨文中出现过许多有关蜀的记录。蜀的历史、外交大多湮没在华夏族的历史记忆中，仅在后代的传说记载中略见片言只语。在华夏族的眼中，蜀只不过是邦外之长。到了魏晋时期，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中才有片段关于蜀的历史和传说记载。
　　对三星堆古代遗存的揭露，使众多器物重见天日。由于这些器物的一大部分带有令人费解的造型含义，古代典籍又缺乏翔实的记录，以至于它们以奇异的姿态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时，令渴望与远古文明对话的人们一度瞠目结舌。
　　当发掘现场的唏嘘声渐渐落定，人们便开始了试图从不同角度构建对话通道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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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三星堆遗址将在２００６年正式申报世界遗产　

　　国务院已确定将在２００６年向联合国正式提出四川三星堆申报世界遗产的申请。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德阳广汉，总面积１２平方公里，上起新石器时代晚期，下至商末周初，上下延续２０００多年。１９８６年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震惊中外学术界，被人们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１９８８年１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有关人士介绍，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已证实三星堆是一处长江中上游考古学文化中十分重要的“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
　　《三星堆遗址环境整治方案》已经征得联合国同意，于２００３年９月获得正式通过。遗址区内工厂和部分居民将搬迁，河流、公路整治也已全面展开。

　　金　杖

　　１９８６年７月出土的那支由黄金制成的棍状物，经过复原，发掘者将其命名为金杖。发掘简报公布的这件器物，长１４３厘米，直径２·３厘米，重４６３克，用纯金皮包卷而成，出土时已压扁变形。这件器物在入土前遭受过人为的毁坏，但上面长达４６厘米的手刻图案仍然是清晰的。
　　陈显丹介绍说：对金杖的确定，开始先认为它是腰带，因为在四川曾经发现过元代和宋代的金腰带。但发掘完之后把它取下来，在清理时看到其另外一端有一个龙头，还有一件玉器，并发现金杖曾经有一层金箔，很薄，它应该包有木棍在里面，所以后来我们把它确认为金杖，不是金腰带。
　　金杖上有鱼、鸟和剑的图案，似乎表明了使用者的标识意图。林向、陈显丹先生从图案上的鱼和鸟分析认为金杖的主人是鱼凫王。
　　对于这件器物是否称之为杖，也有学者持不同的意见。

　　（中央电视台１０套《探索·发现》栏目供本报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