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冲突论者认为，在当今和未来世界，不同文化间、不同文明
间的冲突会愈演愈烈，其前景是经济一体化基础上的文化与文明的一
体化，是世界文化的统一。统一到哪儿呢？统一到西方文明，具体而
言，就是统一到美国式文明。这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他国实
施军事与政治干涉的理论依据，他们要以所谓的文明征服野蛮，以西
方文明征服其他文明，实现西方文明在全球的大同。从人类文明的进
程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理论的历史与逻辑前提并不成立。
　　从人类文明的进程看，各文明体都走过了一条从封闭、碰撞到冲
突的道路，又都在经历着交流、融合与统一的进程。在文明的行进中，
似乎一直存在着两条并行的道路。一条道路是文明的冲突。在文明的
初发阶段，各文明体的形成与演进相对独立，古埃及文明、克里特文
明、两河文明、中国古文明等等，都是在相对隔离的状态独立形成的
文明单元；此后不久，文明的碰撞也告产生，从希腊罗马、印度半岛
到东亚地区出现了更大范围的文明体；纪元以来，人类文明进入到定
型与扩张阶段，西欧文明、斯拉夫文明、阿拉伯文明、玛雅文明都形
成于这一时期，文明体的定型又与其扩张密不可分，无论是定型中的
文明还是业已成型的文明，都伴随着激烈的竞争与扩张。随着资本主
义时代的到来，各文明体的发展日益失衡，而资本主义的扩张性与掠
夺性，直接造就了愈演愈烈的文明冲突，时至今日，文明的冲突依然
如故，未来文明的前景似乎也应当是不断的冲突与抗争，这一现象是
“文明冲突论”立论的基点。
　　另一条道路是文明的交流与汇融，自文明生成至今，各文明体之
间的交流一直存在，而且，随着冲突时代的到来，这种交流日益强化，
迄今而言，文明的交流已覆盖了所有文明体及其所有主体内容。无论
是语言、文学、宗教信仰，还是民风民俗、艺术审美，无时无刻不在
进行着交流与融合。在这种交流与融合中，各文明体之间的差异不断
缩小，各自的特征也不断减弱，人类文明的同一性日渐彰显。这一方
面是由于文化兼并与文化殖民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现存文明体
的开放性、兼容性越来越强，对于自身以外的文化的吸收、容纳已成
为绝大部分文明体的共性。在这一过程中，人类文明的前景应当是一
元同一，这是“文明冲突论”立论的另一基点。
　　对于“文明冲突”抑或“文明同一”，我们先不必评判其得失，
因为他们所立论的基点都是文明进程中的客观实在。我们需要看到的
是，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最大
限度地拉近不同文明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距离，使之互相依赖、互
相依存，使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不断趋同。在新的世纪或者更
长一段时间内，全球经济一体化与信息一体化必将实现，地域与民族
的分野会不断减弱。但我们还必须看到，文明的同一只是人类文明进
程的理论上的终极方向，在通往这个方向的路途中，不同文明体的多
元共存与竞争甚至冲突是维持人类文明行进的根本动力，从这个意义
上讲，文明的多元性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与生物的多样性对生命世界
的意义同等重要。我们还可以讲，文化的一元同一只是文明史进程和
理论上的终极目标与必然方向，当人类文明完全同一之日，也就是其
走上衰亡之时。因此，我们又可以说，在抵达这一终极目标之前，人
类文明进程中文化的冲突与交流将会长期存在，不同的文明体也会长
期共存，这是人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动力所在、源泉所在。
　　就文化冲突与交流而言，冲突是一种极端性或非常规的交流，不
同文明体之间的冲突可以带来某些文明的消亡，同时也可以激化一些
文明的进步甚或促成新的文明体的形成。以希腊、罗马文明为例，如
果没有希腊、罗马在文明形成中与地中海地区其他文明的冲突，便不
会有这两大文明体的辉煌，西欧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也是如此，如果没
有蛮族南下以及他们对罗马文明的摧毁，便不会有西欧文明的形成，
如果没有十字军东侵，伊斯兰文明膨胀的活力也不会那么强劲。文化
交流的意义同样重要，一个文明能否富有活力，不断生长，其开放性
以及与外部文明的交流程度是重要的制约因素。我们常引以为荣的汉
唐盛世、汉唐文明，就是文化交流的结果。在春秋战国至秦统一的数
百年间，核心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融、中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都
是前所未有的，乌孙、大月氏与斯基泰人都充当了中西交往的桥梁，
通过他们，西部世界的文化、艺术以及青铜技术、农业产品大量涌入，
为汉代文明的崛起提供了充分的前提。同样，魏晋南北朝至唐数百年
间，西北、东北游牧民族不断南下，其文化也一再地影响中原；佛教
东来，很快与中土本有的哲学与精神世界交流，这些都为唐文明的兴
起提供了保障。唐王朝建立后，又采取了开放恢宏的对外姿态，无论
是中亚、西亚、欧洲文化，还是日本、朝鲜、南亚文化，都纷至沓来，
不绝于缕，唐王朝成为开放的世界中心，长安城则是地道的国际化都
市，这都为唐文明的繁盛注入着源源不断的活力。
　　就不同文明体的共存而言，我们首先要看到，不同的文明形态是
不同地区的不同人群长期选择与认同的产物，文明与文化是一种个性
化的群体认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这是难以替代的，更不能
越俎代庖。比如，对因纽特人而言，他们所能接受的就是传承数千年
的因纽特文化，这种文化对美国人来说或许就是苦难，但同样，美国
式文化对他们中的许多人而言也未必是幸福。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
以说，文化只有差异，没有优劣。在当今世界方兴未艾的人权大潮中，
文明权是否也应当引起足够的尊重呢？应当尊重不同地区、不同人群
的文明形态的选择。我们还要看到，不同文明体的共存是文明冲突与
交流的前提，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单一文明，也就无所谓冲突与交流
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文明体不论规模大小、历史长短，他们在
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即如零星散布、朝不保夕的
野生稻，对于庞大的水稻家族而言，它的地位也同样至关重要，如果
没有野生稻，水稻的退化与消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当然，我们还要认识到，不同文明体共存的历史必然性与文明多
样性的长期性，只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而言，对具体的文明形态
而言，生生死死也是一种必然面对的命运。在人类文明冲突与同一的
矛盾运动中，任何一种文明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选择，就四大古代文
明而言，纪元前二千年左右，埃及文明便告衰歇；纪元之初，希腊文
明消逝而去；此后不久，富有特色的古印度文明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些逝去的文明或沉淀为文化遗产，或同化入新的文明形态，逝者斯
夫。历经沧桑的中国文明在步入现代文明之林后，面临着比以往任何
一个时期都要严峻的竞争与冲突，沉舟侧畔与枯木身边的故事依然故
我。中国文明究竟何去何从，是像古埃及与希腊文明那样沦为文化遗
产，还是继续保持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活力？我们的愿望当然是后者。
　　既如此，如何构建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中国文明，是我们每一
个中国人的历史责任。在新的中国文明的构建中，绵延几千年的民族
精神、民族文化与民族意识是不可舍弃的坚固基石，只有植根于坚实
的民族优秀文化传承的沃壤，广泛吸纳世界各文明之精华，坦然面对
文化的冲突，积极促进文化的交流，中国文明之干才会枝繁叶茂、常
青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