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访谈》目前日收观众热线电话500个，电子邮件1000件，
手机短信500条，信函300封，可以算是在中国受关注率最高的媒体了，
为什么？因为它10年如一日地行使了“新闻舆论监督权”。
最近，《焦点访谈》幕前幕后人员推出《见证＜焦点访谈＞》一
书，本版摘选三段，分别是《焦点访谈》主持人看重的品质——平民
意识，他们最需要的——更大的空间，他们对栏目影响力的看法——
如果媒体干预司法，首先是因为法制不完备，媒体只对真相负责，好
的法律一定和民意一致。
骨子里的平民意识
□ 白岩松
经常有人会问我一个问题：什么是你们标榜的平民意识？
这个问题在很多人心里，和平实的语言、降下来的声调、永远商
量的口吻、家长里短的内容紧密相连。
我当然无法否认这些很平民的表现，但我从不认为这是平民意识
的核心。
我们需要一种骨子里的平民意识，也许有的时候表面你都看不出
来，但关键时刻，平民意识就出来了。我认为，追求平民意识，追求
的就是这种骨子里忧百姓所忧，愤百姓所愤，喜百姓所喜，不拿自己
当“大个儿”的一种良心。
我觉得朱基总理就有一种骨子里的平民意识。
从表面上看，朱总理似乎高高在上，但一切在他张口之后就再也
不制造距离感了。
“你们这节目有人不喜欢，但大多数人喜欢，那是老百姓。”
我向总理介绍演播室时说：“这是我们的家。”
总理续上一句：“这也是老百姓的家。”
当然，最反映问题的是“群众喉舌”这4个字。有照片为证，朱
总理写到“喉”这个字时，我已做好鼓掌的准备，当他写完这4个字，
我就忍不住地鼓起掌来。朱总理笑着回头：“还有呢。”
座谈的时候，他骨子里的平民意识更是挡不住地往外跑。
“老百姓看不到希望啊，你们抓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老百
姓就看到一点希望啊。”
总理说这话时并没掉眼泪，也似乎很轻松，但没人听不出这些事
给他内心带来的沉重。
毕竟是现代中国的干部，你从头到尾都听不到“当官不为民做主，
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一类亲民的语言，但朱总理骨子里的平民意识已
经昭之天下。
这样说是因为还有一个证据，我从来相信，骨子里有平民意识的
人是无私的，而无私才能无畏。我感觉朱总理很无畏，三段论剩下的
部分您自己来推吧。
写这些当然不只为了给朱总理画像，而且为了我们自己。平日里
我们的平民意识如何显现呢？
其实，骨子里的平民意识和骨子里的贵族意识是相对应的，但你
能说后者心态在我们的人群当中没有吗？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也应
该学会无私无畏。
主持人需要更大的空间
□ 方 静
《焦点访谈》2003年9月1日播出的《专访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
一期节目，引起了一些关注和好评。
这期节目从采访到编辑再到播出，一共不过几个小时的时间，其
中采访时间不到半小时。每一个程序都如同打仗一样，在赶、在抢，
容不得半点犹豫和斟酌。好在干活的是几个急性子的快手，总算准时
送上了播出线。
为什么获得好评？想来无非是这样几个原因：一是抓住了罗格，
且是独家专访，这就成功了一半。二是专访是用英语，体现了我们的
国际化。三是基本拿到了我们认为是有价值的内容。
而说到采访本身，我觉得其实并不值得大书特书。因为在我看来，
采访本身的确还存在着很多不足，还大有可以改进的空间，比如，问
题可以更尖锐些，交流感也可以再加强些等等。这些都是我的遗憾。
节目播出后，我曾自问：为什么犯了“保守主义”的错误，没了
在《东方之子》中的犀利大胆？答案很简单：因为是给《焦点访谈》
做节目，我不敢大胆，不能大胆，不愿大胆。
坦白地说，自从坐到《焦点访谈》主持人的位置上，我常有如坐
针毡的感觉：既怕不能语出惊人而辱没了这份荣誉，又怕不知缘由地
说错了话、用错了词，犯下种种种种的错误。
当然，这并非我一个人的苦衷，每一位主持人、记者、编辑也许
都曾因此而痛苦和无奈。于是，我们不再珍视自己的灵感和创作激情，
有时，我们的“政治敏感”甚至比领导更强。
作为主持人，从《中国新闻》到《东方时空》再到《焦点访谈》，
我始终在为自己的“空间”而烦恼。因为我深知有了空间，才有主持
人的个性和光彩。老《东方时空》的四位主持人曾因《面对面》而拓
展了空间，张扬了个性，树立了权威。而新《东方时空》推出后，却
因直播形式而限制了主持人的发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记取的经验
和教训。
很多人问我，美国的主持人究竟有多大的自主权？我所看到的是：
100％。尽管有人为他们写稿子，尽管他们也常常念别人写的稿子，
但他们想说什么、想问什么，则完全是他们的自由，没人过问。我并
非说那是榜样，但当我们质问为什么美国的主持人各具特色，而我们
则是千人一面的时候，或许我们不该把责任完全归咎于主持人。
在《专访罗格》一期节目中，我获得了比平时多得多的空间，也
获得了比平时多得多的好评。这就是我的一点感受。
如果媒体干预司法
——张金柱案
□ 再 军
张金柱是一个被执行了死刑的罪犯，执行时间是1998年2月26日。
此人曾是一个民警，担任过郑州市开发区公安分局政委。1997年
8月24日晚8点多，他酒后开车，在郑州市的金水路上，制造了一场人
间惨剧。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被当场撞死，孩子的父亲连同一辆自行车，
被挂在张金柱的丰田佳美汽车下，一路狂奔，冲出去1500多米之后，
在众人的拦劫下车才被迫停下。
1997年10月13日，《焦点访谈》播出《逃不掉的罪责》，披露了
张金柱撞人逃逸案的全过程。作为这期节目的采编者，在片中，我采
访了大量的目击者以及幸存的被害人苏东海，当然还有张金柱本人。
节目播出后引起全国人民的义愤。应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开车
肇事后逃逸的人被人们通通叫做“张金柱”。
对于执法犯法警察的采访向来不易，张金柱案尤其如此。
一些人说，包括张金柱自己也认为，他之所以被处以极刑，是新
闻报道的结果。换句话说，他是被媒体和舆论杀掉的。这也便是为什
么他在1998年被执行死刑之后，有关张金柱的话题仍然延续到今天的
一个原因。
当然作为跟踪报道张金柱案全过程的记者，我对这种说法很敏感，
也很在意。直到现在，法学界对张金柱是否应该判死刑还有争论。其
实，对一个案件，一个判决存有争议是很正常的，这也说明法制环境
的宽松，法学界的活跃。但是，说《焦点访谈》杀了张金柱，于法无
据，与事实不符。很显然，张金柱如此的结局，既有法律的庄严审判，
也包含了民意的道德谴责。如果说，在大众舆论的层面上，包括《焦
点访谈》在内的一些媒体发挥了作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前不久，
哈尔滨的宝马撞人案，如果没有媒体的介入，没有民意的集中反映，
结果如何，自有公论。换句话说，《焦点访谈》不介入的话，张金柱
能不能死，这反倒值得深思。
2004年2月，我所在的《声音》栏目讨论了一个话题，是关于发
生在吉林的“王有才梯子案”的。住在二楼的一家人，因为一楼的县
机电公司不让走室内楼梯，只得在室外自搭木梯，而且一走就是6年。
当事人王有才跑遍了所有可能的机关，结果都一样，没法解决。我记
得一个法学教授在分析这个案子时说得非常好，她说一个好的法律一
定和民意的判断是一致的。
2003年7月，我接待了一位从大洋彼岸来到中国的学者，中文名
字叫李本，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研究的方向是中国司法体
制和舆论监督。李本教授在美国经过调查了解和检索，把我在《焦点
访谈》的一些报道作为他研究的对象，进行了大量的分析。他对我的
熟悉程度超过我的想像，特别对我作品中的一些情节复述，准确得令
我感到惊讶。
张金柱案也自然成了李本教授和我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经过探
讨，他得出的结论和我的看法一致，那就是，如果媒体干预司法，首
先是因为法制的不完备，其责任不在媒体本身。媒体的职责是披露真
相，换句话说，媒体只对真相负责。让执法者感受到不公平执法可能
带来的后果，正是媒体公众良心的充分反映。与许多案件一样，张金
柱案的披露和被公众持续关注，是媒体的成功，更是法治的胜利。
在不同的场合，我见过张金柱4次，其中一次是正式采访。印象
最深的是在1998年2月26日张金柱被最高法院核准执行死刑的时候，
他被带离法庭和我对视的那一瞬间，恐惧和无奈充满了他那张涨红了
的脸。人们说他的眼里应该充满愤恨，但是我当时没有感觉到。
张金柱作为罪犯伏法已经有6年多的时间了，但是张金柱给我本
人、给法学界、给广大社会留下的话题还没有结束，他也就成为我在
《焦点访谈》9年多的时间里印象最深的警察。
《见证〈焦点访谈〉》
梁建增 主编
文津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