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一对年轻的革命者喜结良缘。
　　中山大学的学制是两年，但邓小平学习不到一年，就因革命形势
的需要提前回国了。其后，在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部工作过半年时间。
1927年7月，邓小平来到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并被任命为中
央秘书。为适应秘密工作的需要，原名邓希贤的他改名为邓小平。
　　张锡瑗姐妹于1927年秋经蒙古自莫斯科回国。于是，有机会到保
定探望双亲，期间姐妹俩又协助父亲，成功地参与领导了一次反抗铁
路当局迫害工会干部和家属的斗争。从此，在铁路工人中长时间流传
着“姐妹闹革命”的佳话。这次保定铁路工人罢工运动的筹划领导工
作，自始至终是在张家进行的，因此连张锡瑗当时只有8岁的小弟弟
都印象很深。此次罢工后，张锡瑗到了武汉，在武汉中央秘书处工作。
在这里，邓小平意外地遇见了张锡瑗。两人紧握双手，激动不已地畅
谈离别后的情况，友谊倍增。
　　老同学相遇，既惊且喜，他们这回真是并肩战斗在一起了。张锡
瑗为邓小平的精明强干和活跃开朗所吸引，产生了敬佩和爱慕之情。
张锡瑗外表秀丽、性情温柔，待人诚恳热情，也博得了邓小平的好感，
渐渐地，他们步入了爱河。
　　不久，中共中央机关由武汉迁往上海。邓小平和张锡瑗乘船同行，
两人并肩站在船的甲板上，凭栏远眺，长江白浪滔天，渔舟唱晚，落
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看见这迷人的景色，两人更坚定了
革命必胜的信念，促成了早日结婚组建家庭的良好愿望。轮船顺长江
而下，经九江、安庆、芜湖、南京，两天的航程抵达上海，邓小平和
张锡瑗两人在船上，经过长时间的交谈，感情更加深了，可以说这是
婚前的一次轻松的旅行。
　　到上海后，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张锡瑗分配在邓小平领
导的秘书处工作。两人朝夕相处，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
　　在上海那“吊着脑袋干革命”的白色恐怖中，邓小平一直在中央
机关工作，他当过杂货店老板、当过古董店的老板，以作为掩护。作
为中央秘书长，他熟知所有中央机关的地点和秘密接头地点，对于上
海的大路小路、街巷弄堂，特别是秘密机关所在的那种四通八达的弄
堂，他都相当熟悉。
　　当时，邓小平的胞弟邓垦恰到上海求学，临行时父亲要求他到上
海后去找找自己的哥哥。邓垦到了上海便开始寻找，可是自己又没有
一点信息，语言也不通，加之没什么熟人，找来找去没有着落。后来，
邓垦想到了在报上登个寻人启事。于是，《时事新报》上刊发了大意
如下的这么一则启事：邓希贤兄，你的胞弟邓先修现在已到上海，你
住在什么地方，希望你见报后来找他。那时候国民党特务也有用这种
方法抓人的，登报用亲戚名义，来抓上被找的人。因此，邓小平从报
上得悉消息后，即派人化装到报上所说的地方了解，后又亲自去找邓
垦。那天下午，邓垦等4个青年人正在一个小房子里聊天，突然有人
敲门，并问“你们这儿有一个邓先修没有”。邓垦很快想到自己登报
的事，一看来人面孔，还有点印象，尽管邓小平离开自己已隔13个年
头了，变化很大。邓小平一见面便说：“好，好，好。你登了个报，
我知道了。你收拾收拾跟我走，马上就走，搬家，越快越好。不仅你
要搬，你的3个同学都要搬，全部离开这个地方。”随即，邓小平简
单地问了一下家庭情况，当得知自己的亲生母亲已病逝时，双眼湿润
了……
　　1928年刚过年不久，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邓小平不到24岁，张
锡瑗不到21岁。为了庆祝这对年轻的革命者喜结良缘，中央的同志们
特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里办了3桌酒席。周恩来、
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都参加了，共有30多人。同志们难得聚在
一起，贺喜之中也谈论了可谈的工作。当时参加过喜宴的郑超麟老人
讲，“大家吃完之后，好像菜已经完了，大家还有兴趣再吃，邓小平
又另外叫来菜，让大家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