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第一次蒙难时的艰难日子。
　　过了一段时间，“左”倾领导者在邓小平这位硬汉子面前感到无
法可施了，加上周恩来、李富春等人的极力保劝，最后给邓小平记了
一次“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
。
　　邓小平来到南村区委后，住在区委机关院内靠东面的一间房子里，
房屋约有20平方米。他曾感慨地说：“这里风和日丽，是个好地方，
在这里很好！”
　　然而，正当邓小平熟悉了当地情况，开展各项工作时，苏区中央
局提出一种说法：邓小平不应被放在这个地方，将‘右’倾逃跑主义
者放到前线去，不是更容易到敌人那边去？一声令下，邓小平在南村
呆了不到10天，再返回省委机关接受重新“发配”。
　　到省委报到后，邓小平旋即被派到宁都赖村区石街乡“蹲点”，
即当乡里的一名普通干部。可能是以干部这个身份，“左”倾领导者
认为是便宜了邓小平，又将他调到宁都县城附近的一个乡，命令他在
那里以戴罪的身份接受劳动改造。这里是一片光秃秃的山冈，邓小平
每天在这里忍饥挨饿，挥锄开荒，处境可谓十分艰难。
　　省委妇女部的危秀英，受部长蔡畅的吩咐，以到农村检查工作为
由转道来到邓小平劳动的地点。危秀英亲眼看到：邓小平头上戴着赣
南农民编织的草帽，颈上系着一条白毛巾，脚上穿着双草鞋，双手使
劲地一锄一锄地锄下去，额头上不断沁出豆大的汗珠。见此情景，危
秀英忍不住掉下眼泪。邓小平叫危秀英转告蔡大姐：“别的困难倒没
有，就是我在这里劳动任务很重，吃不饱饭，肚子饿……”
　　危秀英回去一说，蔡畅连忙追问：“他还说了什么？”危秀英回
答：“没说什么。”蔡畅难过地说：“他一定饿得很厉害，不然他是
不会轻易开口的。”当时，苏区生活条件很艰苦，机关工作人员每人
只有两分钱的伙食费，一分钱用来交党费，一分钱用于买日用品。蔡
畅请危秀英找了半天，只找到两分钱，丈夫李富春也找出两分。蔡畅
请危秀英上街去买两分钱的猪油、两分钱的大蒜与辣椒。东西买回后，
蔡畅亲自炒菜，煮了一盆红米饭，用禾草捂好，叫危秀英去找邓小平。
危秀英刚走出省委机关，蔡畅又想到什么，赶紧追回她，对她耳边细
声叮嘱了三点：第一，请邓小平中午12点半到省委机关，吃完饭，下
午两点前离开，这段时间机关干部下班吃饭休息，不致让人撞见；第
二，要邓小平不要与危秀英一道走，保持一段距离；第三，要邓小平
从省委后门直接到蔡畅的住处，千万不要走前门，免得人多眼杂，招
来不必要的麻烦。
　　危秀英记住蔡畅的话，赶到邓小平那里，向邓一一转达。邓小平
感动地连连点头，他让危秀英先走一步，自己跟在后面。为不被别人
发现，他把草帽戴得很低，几乎遮住了眼睛。就这样，他俩一前一后
来到蔡畅的住所。邓小平美美地饱餐了一顿，蔡畅又用罐子装了许多
饭菜，用布包好，让邓小平带回去。
　　李富春、蔡畅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也是邓小平在法国勤
工俭学的同学、并肩战斗的战友，有着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然而，
即使像他们这样的人，在当时同邓小平接触，都要如此秘密谨慎，生
怕出现不测后果，其他人会怎样对待邓小平，就可想而知了。
　　后来，金维映和李维汉这位曾在上海共同战斗的战友结成了革命
伴侣。长征到达陕北后，金维映担任过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抗日军
政大学第四大队女生区队的区队长、陕北公学生活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等职。长期的战争生活和艰苦环境，使许多长征过来的女同志身患疾
病，金维映也是如此。1938年，组织上决定送她去苏联一边治病，一
边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没想到一去不复返。
　　1972年12月，谪居江西的邓小平来到了当年他曾经战斗和生活过
的地方———赣南中央苏区。故地重游，故人难忘。邓小平对于都县
委的负责同志说：“苏区时你们的县委书记是女的，你们知道不知道？
”尽管当年一场残酷的党内斗争导致了他们夫妻离异，但丝毫没有影
响他们为事业奋斗的坚定信念。时光流逝，仍然抹不去邓小平对战友
的深切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