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个时候，我妈妈也下楼了。
　　她嫁到余家后很少下楼，因为余家这房子与朱家完全不同，没有
围墙，没有院落，没有门廊，任何人一伸脚就走了进来，而房间又那
么小，没有任何可以躲避的角落，因此她一般生活在楼上。她下楼先
是受人之请，后来则完全是主动的了。
　　以前是乡亲们来请她写信、读信，现在来请她的正是那些刚刚有
了自由的小媳妇，她们想请妈妈教她们识字。
　　她们管妈妈叫“阿秀姐姐”，而“姐姐”这个称呼在我家乡的发
音，活像喜鹊的叫声，于是我家全成了喜鹊窝，整天叫声不断。
　　作为争取我妈妈时间的代价，这群喜鹊都争着抱我。
　　前几年我回乡时一路遇到的老太太都说抱过我，把跟着我的朋友
们吓了一跳。我则在心中自语：喜鹊老了。
　　我的在安徽的叔叔余志士当时还十分年轻，回乡探望祖母时就被
这群喜鹊团团围住，除了小媳妇，还有更多没结婚的女孩子。我想，
这与叔叔玉树临风般的外表，多少有点关系。
　　“看你们，成天唧唧喳喳，还嫁得出去吗！”叔叔笑着说。我猜
他当时可能也曾动心，是否找一个同乡姑娘成家，可惜乡下姑娘结婚
太早，而他又来去不便，两头等不着。
　　由于叔叔，乡村开始演戏。叔叔找来剧本，请村里一个外出闯过
码头的老人家指画唱腔和动作，由我妈妈带着几个女孩子做戏装。
　　先演《碧玉簪》，再演《借红灯》，像模像样，观者如潮。演出
地点就在祠堂，点着一盏汽油灯。演员都是本乡女青年，男角色也由
她们演，演唱中间还与台下的乡亲打招呼。
　　多年后我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时接受海外记者采访，记者问我
最早的观剧经历，我说在乡村祠堂，我坐在台上看，睡着了。扮演李
秀英的女孩子唱罢“三盖衣”后就把那件衣衫盖在我身上，怕我着凉。
盖完以后，回身又唱。
　　叔叔是我乡戏剧的推动者，他自己回乡探亲住在家里时进进出出
也都哼着一种曲调，却不认真，有一句没一句。
　　我问妈妈：“叔叔在哼什么？”
　　妈妈说：“《红楼梦》。一本很重要的书。他哼的是越剧《红楼
梦》。”
　　那天叔叔有空，把我招呼过去，问我课外读过什么书。我报了几
本，就问他：“我能读《红楼梦》吗？”
　　他好像吓了一跳，眼睛一亮，然后又摇摇头，说：“别去读。”
　　“长大了再读吗？”我追问。
　　“长大了也不读，那书太悲苦。”
　　与女子们相比，乡间男子逊色多了。尽管来来往往的“工作同志”
以男性居多，但乡间的男子老实怕事、沉默寡言，认字比姑娘们慢，
看戏只知傻笑。更麻烦的是，小伙子里出头露面的大多是那群无赖子，
也就是那个恶婆婆雇佣来企图砸船的那些人，游手好闲，说东道西，
让人厌烦。
　　又不知是谁的发明，乡村间在整治恶婆婆后，又发起了教育“懒
汉”的运动，实在是切中时弊，又妙趣横生。
　　“懒汉”这个称呼在这里，并不是品德定性，而是一个落后社会
的结构性赘余，近似我们现在经常说的“边缘人物”，只是这个边缘
地带十分辽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