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惠人又怎能忘记生命历程中的一九八六呢？一九八六年三月初
的一个夜晚，赵安邦顶着早春的寒风，骑着自行车，独自一人赶到刘
集乡他家来了，说是找他喝酒，挎包里还装着一份卖地试行方案。是
卖地，不是他设想的无偿分地，按方案设计，每亩地根据好坏，以三
百至五百元的价，向签过承包合同的农民出卖。
　　赵安邦那天心情很好，有些兴奋，呷着酒，拍着他的手背，亲呢
地说：“你这个笨胖子，也不想想，不收点钱行吗？以后你这个乡党
委书记还怎么当？农田水利用什么钱搞？每亩三五百元并不算多，从
农民这方面说，应该能够负担得起。而从你们乡政府这边说呢，就是
笔大资金啊，十几万亩地卖了，就是五六千万啊，可以考虑建立一个
农业基金，存在银行里有利息，搞投资滚动发展有利润，搞农田水利
建设就有钱了，将来还可以作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基金嘛。”
　　钱惠人酒杯一放，当场把问题提了出来，“赵县长，每亩地卖三
至五百元不算多，可很多农民还是买不起啊！就拿我家来说吧，八亩
六分地，得三千多块！我一月的工资三十六块，想结个婚都没钱，一
下子哪拿得出三千多？何况农民了！”
　　赵安邦说：“这个问题我和天明书记已经想到了，胖子，你看这
样行不行？地款分三年或者五年交清，另外，信用社也可以搞抵押贷
款，把土地证押给信用社贷款。一次性交款给些优惠，再加上分期付
款和贷款，我看完全能启动。”
　　要命的选择就这样摆在了面前，那晚，在昏暗的灯光下，面对赵
安邦严峻的面容，他不是没有退路，他完全可以不冒这个风险。然而，
作为一个对土地有着深厚感情的中国农民的儿子，一个深知农村现状
的基层党委书记，这个险他还是决定冒了。
　　刘集乡的卖地方案试行了不到两个月，全乡十几万亩地卖了只一
小半，风声便传到了县长兼县委副书记于华北的耳朵里。于华北极为
震惊，一边亲自出面，跑到刘集乡紧急叫停，一边向文山地委书记陈
同和汇报，把赵安邦和白天明都给卖了。
　　陈同和当天发文停了赵安邦的职，亲自带着调查组下来了。
　　钱惠人心里一片灰暗，觉得反正自己完了，没必要把白天明和赵
安邦再搭进去，再说，赵安邦也打过招呼，不能牵涉县委、地委，于
是，便说：“陈书记，这事和白书记、赵县长可真没关系，就是我自
作主张嘛。第一轮土地承包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我是向白书记、赵
县长汇报过，但分地的事我提都没敢提，真的！”
　　陈同和拉下了脸，“你在赵安邦面前也没提过吗？不但提了，还
得到了赵安邦的支持，连那个分地试行方案都是赵安邦搞出来的，赵
安邦同志自己都承认了！”
　　钱惠人知道，赵安邦已被停了职，所以，听了这话并不意外，明
知保不下赵安邦，却还硬挺着，“陈书记，你这么一说，我倒记起来
了：分地的事我好像和赵县长提过一次，当时就挨了赵县长的批评，
赵县长说我喝多了，让我想都不要想！哦，对了，对了，我想起来了：
赵县长还骂我小农意识，说我想当地主……”
　　这场谈话把陈同和气得够呛，据调查组的同志后来告诉钱惠人，
陈同和对他有个评价，说他睁着眼睛说瞎话，政治品质恶劣，要开除
他的党籍。钱惠人当时也觉得党籍可能保不住了，甚至连公职都保不
住，就更不怕了，在嗣后和调查组成员的一次次谈话中，竟然坚持错
误立场，继续大谈把承包地分给农民的种种好处。赵安邦得知这一情
况后，既感动，又着急，让新婚的老婆刘艳带了句话过来，“留着青
山在，不怕没柴烧！”他一听就明白了，这才开始转弯子，写起了“
深刻检查”。
　　没想到，搞到后来，党籍还是保住了，省委书记刘焕章亲自做了
批示，对他“留党察看，以观后效”。公职也保住了，虽说刘集乡的
党委书记不让当了，粥还是给喝的，当年九月，便到县计划生育办公
室做了喝茶看报的副主任。两位领导也调离了，白天明带着个严重警
告处分，离开文山，到宁川做了地委副书记。那时的宁川和文山不好
比，文山是北部重镇，宁川是南部不起眼的小市，干部使用上一直比
文山低半格。赵安邦则给了个行政记大过处分，安排到文山最穷的白
山子县做了分管工业的副县长。当时白山子的工业只有一个编织厂，
三家小饭店，和十几个乡村合作社。白山子乡镇企业的崛起还是后来
的事，也是在赵安邦手上起来的。
　　到计划生育办公室喝茶看报，和于华北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这场
风波让于华北成了最大的赢家，人家于县长政治上坚定啊，成了地委
陈同和书记欣赏的干部，后来就一步步上去了，从于县长变成了于副
市长，又变成了于市长。未来的于市长对他挺关心，在县委大院见了
面，有时会拍拍他的肩头说：“小钱哪，不要发牢骚，不要埋怨组织，
还得好好干啊，你还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