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绾为相”指的是，唐朝大历年间，唐代宗李豫下诏，任命杨绾为宰相，随后御史中丞崔宽、汾阳王郭子仪、京兆尹黎干等显贵达人纷纷由奢变俭。“越人溺鼠”出自《燕书》，老鼠喜欢晚上出来偷吃粮食，有个越国人把粮食装入腹大口小的容器里，任凭老鼠去吃，老鼠偷吃了几次，平安无事，就呼唤同伙一起去吃，不久，那个越国人把容器里的粮食倒干净，换上水，老鼠们又跳进去偷吃粮食，结果全部被淹死。
“杨绾为相”和“越人溺鼠”，看似不相关的两个故事，却都能从侧面反映出人性约束和制度设计层面的些许路径，为党风廉政建设带来些许启示。
俗话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据《旧唐书·杨绾传》记载，“杨绾素以品德行为著称，质朴忠贞，车服俭朴”，于是唐代宗起用杨绾，看似是一次不同的人事变动，其实是通过用人导向，引导广大官员“见贤思齐”，继而营造清廉气正的官场生态，为安史之乱之后，大唐社会经济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反观，“越人溺鼠”，故意让老鼠偷米得逞，老鼠因为没有受到惩罚，将越人的陷阱当成了“可乘之机”、“可钻之隙”，产生了侥幸思想，并将这种“不正之途”广而告之自己的同伴，结果自己和同伴纷纷溺亡，让人不得不联想到现在屡现报端的塌方式腐败、家族式腐败。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经济学中中著名的“经济人假设”，认为人性是自私的，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利益。霍桑实验的主持者梅奥提出了“社会人假设”，认为社会性需求的满足往往比经济上的报酬更能激励人们。人们在长期的社会活中发现，只有在顾全群体利益时，个人利益才能得到保障。美国管理学家、心理家马斯洛则提出了“自我实现人假设”，认为“人都需要挥自己的潜力，表现自己的才能，只有人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人的才能分表现出来，人才会感到最大的满足”。每种假设都不可避免有自己的限定条件、适用范围和历史局限性，但是，对人性而言，趋利避害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对不同个体而言，“利”和“害”有着不同的定义和范围，不同人之间的“利害”定义存在差别，个人对待“利”和“害”，也可能出现矛盾，比如，孟子的“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面对生与义的选择，两者兼有最好，只能选其一，就会出现不同人不同的选择。
对官员群体而言，自然也有“欲望”，有的官员以增加群众福祉为追求，有的官员以地区经济发展为目标，也不能否认有的官员以光宗耀祖为追求，当然，也不能排除极少数官员以享乐主义为生活所有的现实存在。所有欲望其实都与层级、职位密切相关，职位越高，权力越大，服务群众、自我实现的舞台也就越大，同样，对少数心怀叵测的人而言，“捞好处”的机会也可能更多。此时，各级党委、政府就需要抓住用人导向这个“牛鼻子”，让德才兼备的干部脱颖而出，给他们更广阔的舞台，让他们为国家和人民做更大的贡献；对尸位素餐、当太平官的官员，要让他们挪位子，倒逼他们转变思想观念，主动向典型靠拢；对那些贪污腐化的官员要层层发力、久久为功地进行打击，让每一个妄想在党纪国法面前，翻围墙、抄近路、打擦边球都会侥幸过关的不法分子得到应有惩处，达到惩治一人教育一片的效果，让那些心里有“小九九”的人急躁打消念头，避免陷入“越人溺鼠”的结局，及时洗洗澡、红红脸、出出汗、排排毒。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镜不蒙尘可照人，人不染污可树威”，通过人用一个品质优良的好干部，能让更多的党员干部积极对照、努力靠拢，引发优良品质的乘数效应。今年以来，各级党组织认真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要以此为契机，积极对照理论理想、党章党纪、民心民声、先辈先进“四面镜子”，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党性修养，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成为组织需要、群众信任“贤人”，为地区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作者单位：安丘市纪委）
初审编辑：牛乐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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