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洋

      “严管不是把干部管死，不是把干部队伍搞成一潭死水、暮气沉沉”。干部管理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失责必问、问责必严。强有力的问责虽是倒逼干部履职尽责、尽职尽责的重要利器。但凡事过犹不及，利器虽好，也不能用力过猛，如果问责轻重不分，有失精准，必然会导致诸多不和谐因素。

      “不枉不纵”是问责利器最基本的“度量衡”，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可谓知易行难，在一些地方仍存在问责不严肃、不规范、泛化简单化的现象：有的雷声大雨点小，喜欢以党组织内部处理代替纪检部门的严肃处分；有的搞“凑数”式问责，把问责泛化、扩大化，把问责挂在嘴边，一出错就问责。问责观错位的背后，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作祟，无论是轻处理还是乱处理，起不到半点警示效果，反而产生“破窗效应”，不仅导致有的干部或者跟着大胆做“坏事”，“等待”宽大处理、悔过自新的机会；或者当起了“甩手掌柜”，认为不干事就不出事、就不会被问责，更无益于问题的解决，无益于基层工作治理，削弱了党纪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问责，如同医生给病人治病，哪些是顽疾需切除根治，哪些是良疾需调养医治，必须要做到精准有度。只有有的放矢，精准问责，把该打的“板子”打下去，蹄疾步稳，才能充分释放问责效能。

       从严问责的过程中，如果不能科学区分失责情形，“一闷棍”打到一大片，显然就容易伤害干部的工作积极性。精准问责，首先需厘清问责主体动真格，不搞大水漫灌，不能随意随性，不折不扣地落到点上、打到痛处，才能确保问责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让党员干部对问责保持敬畏，发挥“问责一个、警醒一片”的效果。其次，要规范问责程序，评估问责效果，消除问责空当，由应急问责向制度问责转变，实现问责的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不断推动问责工作高质量发展。再次，要创新问责机制，既深挖恶疾根源，切实采取措施，促进整改落实，又让被问责干部放下包袱，激发干事创业劲头，正确履职、主动担当，做好问责工作“后半篇文章”。

       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步入深水区，各地经济转型升级均进入关键时期，更需要精准有力的问责跟进，用审慎细致地严管厚爱，引导干部改进不足，拧紧责任发条，让作风建设真正成为推进事业成功的法宝，让党员干部在为民务实的路上蹄疾步稳、奋勇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