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宁

　　对甘肃山地马拉松百公里越野赛21人伤亡事件的讨论，应当从厘清马拉松与越野跑的区别开始。

　　相比城市马拉松和山地马拉松，越野跑大多赛程距离在40公里以上，多奔跑于野外自然环境较为陡峭的山路或悬崖峭壁上。根据国际越野跑协会规则，达到70%非铺装路况，才能算越野跑。这就要求赛事的主办方需要具备相对较高的户外医学知识与一定的野外救援常识。而这，也成为了甘肃山地马拉松越野赛伤亡事故发生后网络质疑声和追责的主要原因。

　　事故发生后，讨论声音多集中于对国内跑圈顶级选手的沉痛哀悼、赛事救援应急预案是否存在漏洞、运营方资质是否满足要求、运营方与当地政府之间是否存在利益输送以及目前国内“马拉松热潮”的现象等方面。对赛事本身的关注，全社会还在期待甘肃省委省政府成立的事件调查组调查结果。但对于体育运动市场化的粗放式发展，以及马拉松热潮背后的“生意经”，则需要更全面的认识。

　　【极限运动赛事的安全边界】

　　越野跑在我国还是一项年轻的运动，就算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

　　由于野外环境是越野跑赛事的客观前提，这也就让山地马拉松越野跑严格意义上来说，成为了一项极限运动的体育赛事。对于参赛者和主办方来说，其应当具备的专业属性都应远远高于“半马”“全马”等户外运动。如越野赛组委会一般都会要求选手全程必须携带一些物品：保温毯，急救包，弹性绷带、冲锋衣、救生哨等，还要求参赛选手佩戴gps定位和sos紧急呼救按钮，并在赛前赛中赛后检查。

　　而在此次事故中，作为已经举办了四届山地马拉松越野赛的主办方，在强制装备要求和检查（冲锋衣居然都没有列入强制装备，而只是建议装备）以及安全保障方面（CP2时没有及时叫停比赛）都显现出了明显的专业水平缺乏。

　　且不论此次事故的责任方在哪儿，其暴露出的相关部门政府审批不够严格、承办及实施单位专业能力匮乏、参赛者野外经验不足，都是目前国内极限运动赛事中普遍存在的安全隐患。如近两年均出现了伤亡事件的瀑降、翼装飞行、高空极限运动甚至是城市马拉松等，都存在监管方、组织方及参赛者三方的问题。所以，要提高户外极限运动及相关赛事的安全性，还需要从推动法制规范进程开始。

　　具体来说，比如针对山地马拉松越野跑这样的高风险户外竞技类体育赛事，在项目审批环节可提高审批门槛，从源头上提高此类赛事的安全性。像此次的马拉松越野跑，其本质区别于城市马拉松，所以，仅有马拉松赛事运营资格的公司很难驾驭。再比如此次备受争议的赛事运营方甘肃晟景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由于其成立时间短、规模小、主营业务不相符且不具备举办体育赛事的丰富经验，而被舆论质疑存在部分利益输送关系。

　　自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取消了群众性和商业性体育赛事审批。将国家体育总局的审批权下放后，多数地区的管理和服务能力并没有跟上。地方想要举办大规模赛事不再需要层层上报，只需要政府审批，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体育赛事监管的真空区。尤其是越来越多的资本进驻后，直接导致了比赛中安全和应急措施的缺漏。可见，对极限运动赛事的审批机制与监管制度化建设仍然任重道远。

　　【体育+旅游发展模式的多重属性】

　　户外体育赛事以及极限运动的“野蛮生长”，离不开体育旅游业的发展。一方面，国家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宗旨，为体育市场的投资提供了政策风口，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加剧了体育与经济的粘合作用；另一方面，体育赛事为主办地带来的经济、文化及口碑收益越发明显，市场化的运作模式日益凸显。这都让不少国内的三、四线城市举办体育赛事并带动当地旅游的发展模式，逐步建立起来。如攀岩、跳伞、龙舟、摩托艇等比赛，都具有一线大城市不具备的地理优势的明显特点，知名度较高的有：连云港的铁人三项、环青海湖的公路自行车赛、莫干山的山地越野跑等。

　　这些中小城市通过举办有显著地域特征的体育赛事，为该项目与该地区都附加了不少文化内涵，如甘肃山地马拉松越野跑所在的黄河石林景区，通过将黄河、石林、沙漠、戈壁、绿洲、农庄等多种资源结合在一起，不仅地势复杂且景色极佳。赛事的举办，无疑为甘肃省会兰州及距离黄河石林景区更近的白银市带来不少经济收益。而如果赛事在国内引起较高的评价和较为深远的影响，也会提高相关城市和景区的曝光率及知名度，从而带动部分地区的旅游业发展。这就让体育旅游的模式不仅有了经济收益，还有了文化旅游的属性。

　　但是，体育旅游产业近几年也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发展弊端。比如各地兴起的多种类体育竞赛，不仅涉及到体育、公安等部门，还涉及国土、环保、航空、水利等多个部门，其中的协调管理机制缺乏逐渐显露出来。

　　此外，三四线城市体育旅游产品体系的不健全与相关制度建设的落后，也是体育旅游发展的主要问题。部分由举办体育赛事而获得知名度的城市，均存在赛事较为单一、后续旅游资源衔接不上、相关景点可达性差、赛事和旅游项目具备风险性等问题。要保证体育旅游行业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盘活体育赛事的市场热度，更需要循序渐进地建立良性、完善的体育旅游制度体系和协调管理机制。

　　【马拉松热潮背后的生意经】

　　马拉松赛事近几年的疯涨热潮，也在此次事故发生后引发了较多社会反思。中国田径协会2020年4月发布的《2019中国马拉松蓝皮书》显示，2011年，全国马拉松及相关路跑赛事的数量仅为22场，2014年增长到51场，2019年增长到1828场。2020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大部分马拉松赛事停办。自2020年年底逐渐恢复办赛，到2021年5月，国内马拉松赛事举办的数量已经基本达到2019年同期水平。

　　（图片来自《2019中国马拉松蓝皮书》）

　　在这股全民运动的浪潮背后，由地方政府、赛事运营商、广告商等多方利益集团构成的产业逐渐成熟。

　　从政府角度上说，马拉松比赛庞大的参赛及观赛人数、相关人员的吃住需求以及对旅游和服务业的广泛映射，都为举办城市增加了高曝光率和城市影响力；

　　对于赛事经营方，他们通过赛道规划、赛事宣传、志愿服务以及赞助商、报名费等途径，可以直接带来现金收益与企业口碑，比如参与了广州、杭州多地马拉松运营的智美体育，近几年被称为“马拉松第一股”；

　　而对于赛事相关的媒体行业、场馆租赁、赛事服务行业等，也均会带来直接的经济价值。在2019年初，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国家发改委、国家旅游局等十个部委发布的《马拉松运动产业发展规划》中显示，到2020年，我国马拉松运动产业规模将达到1200亿元。可见，从政府驱动到市场化运作，当前包括马拉松在内的体育赛事，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产业链条。

　　（图片来自企查查）

　　正是在巨大的经济价值与社会收益双重驱动下，体育赛事运营商也出现了井喷式的发展。企查查数据显示，自2015年开始，体育赛事企业注册量明显增加，从2015年1.7万家的容量，一跃达到2020年的7.8万家。这样的快速发展也暴露出了我国马拉松经济的一些问题。如，不少注册的体育赛事公司规模均较小，员工人数及参保人数基本在50人以下甚至没有公开。像此次甘肃山地马拉松越野跑中被诟病的甘肃晟景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员工仅22人。

　　再比如，不少运营公司规模与履历并未达到相关赛事的硬件要求，且多为马拉松赛事举办地当地或附近企业。这都让运营商的组织和执行能力存在着潜在的漏洞，并直接导致了赛事后舆论场对赛事是否存在“暗箱操作”“利益输送”的猜测。这些潜在的行业问题，都成为了部分体育赛事出现安全隐患的原因之一。

　　可见，此次事故为国内马拉松商业运营低门槛、高收益的现状敲响了警钟。也直接地反映出，对体育赛事行业现状的规范化管理与严格监管，应当成为体育赛事井喷的安全“保护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