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今年2月，浙江绍兴市公安局与阿里巴巴集团安全部签订协议，在互联网秩序维护、涉网犯罪打击、数据资源支持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利用“互联网+”模式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至9月底，绍兴市刑拘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嫌疑人109人。公安部部长郭声琨近日就此作出批示，要求“总结经验，为全国提供借鉴”。（11月5日北京青年报）
互联网是新经济的引擎，亦是灰黑产业的加速器。今夏一系列电信诈骗案皆说明：网络法治生态脆弱，则每个人都可能是下一个“徐玉玉”。遗憾的是，面对网络灰黑产业，公共治理层面“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的底气，似乎还不是特别硬气。
仅在绍兴，短短半年多时间——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35名，查扣上百台作案用电脑、服务器和200多台“猫池”设备，现场缴获电话“黑卡”25万余张和大量身份证复印件。成绩固然可喜，但，若多问一句，假设没有新治理模式，这些藤上之瓜还会被及时“摸”出来吗？绍兴经验其实精准说明两个道理：一则，网络灰黑产业叶茂根深，仅靠案发后的A级通缉令，虽解气、却不解渴。二则，打击网络灰黑产业，如果没有完备的网络安全体系与核心技术，或者傲然拒绝与阿里等核心企业的数据合作、技术融合，“魔高一丈”的悲剧恐怕就会歹戏拖棚了。
有两组数据不能不提：一是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6月，中国网民总数已达7.10亿，且19岁以下网民占全体网民的23%。二是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互联网黑灰产业从业人员已超40万，比前年同比涨90%，规模据估过千亿元。2015年人均年收入约为30万元，接近2015年全国人均GDP的6倍。于此背景之下，网络灰黑产业不仅风生水起地谋财害命、更容易直接“带坏孩子”。
于全球视野下观之，无边界、不可控的网络安全形势，令网络犯罪成为世界的烦恼。美、英等国网络犯罪已成为第一大犯罪类型，而在我国，网络犯罪占犯罪总数近1/3，且每年以近30%左右的速度大幅飙升。真要解决这个问题，办法只有三个：第一，施以法治重拳。截止目前，70多个国家发布了《网络安全战略》，发达国家在网络安全领域的立法更是步步紧逼，用专家的话说，“奥巴马几乎每月都有涉及到网络安全的政策和法律出台”。好在，我们的网络安全法草案三次审议稿前几日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新法出台，指日可待。
第二，整合现有技术优势。严惩固然是公权部门的责任，但，如果另起灶台重新来过，显然为时已晚。眼下最关键的，是整合警企技术资源，将一切体系化、标准化、垂直化的安全防御机制纳入职能监管视野。比如阿里的安全技术与能力，完全可以赋能于新的制度设计。第三，源头打击、社会化治理。类似验证码问题，看起来是平台的疏漏与作奸犯科者的“智慧”，但，说到底还是SIM卡发行的不设防等制度执行问题在作祟。今年9月，工信部、银监会、公安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防范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通告》，类似补丁要落到实处，才能真正禁绝隐患问题。如果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电商等灰黑产业链上的“表征”怕就会无辜祭旗。
乱世重典。网络灰黑产业还须重拳以治：立法的笼子密实起来、执法的牙齿刚性起来、技术的段位提升起来，警企合作、社会共治，互联网产业才会风清气朗、河清海晏。双十一当前，监管部门更当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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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牛乐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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