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德凯

　　17日上午，30余名来自四川的农民工来到西安市阎良区邮政局门前，将一张张贺卡投进了邮筒。这些贺卡并不是寄给他们的亲人，而是寄给拖欠他们30余万元工资的陕西省第八建筑工程公司。陕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宣传中心主任赵润录说，这种方式“不失为一种富有人情味的方式，挺有创意”。（《华商报》1月18日）

　　农民工以“讨薪贺卡”的方式讨自己的血汗钱，岂止是“有创意”，而且还非常“有理性”。农民工不再“极端讨薪”了，实在是可喜可贺啊。只是，如果没有真正的有力机制保障他们的利益，这种“创意”只会是对欠薪现象和讨薪无力的一种嘲讽，而他们那一张张“富有人情味”的讨薪贺卡，也难免成为一个个“肉包子”，荡不起半点涟漪。

　　在农民工欠薪问题上，目前，我们的社会已经失去了许多是非观念。在是非非常明确的欠薪事件中，欠薪者可以冷血地面对农民工的无助，甚至殴打讨薪者；相关部门居然也硬不起腰来，虽然法律有着明确的规定。欠薪者无异于抢劫，而相关部门的“足球”也踢得有水平，如果让他们去打世界杯，恐怕早把冠军夺回来了。如果这种现象只是偶尔出现，那么，一个个案的产生并不会让我们如此担忧；然而，拖欠农民工工资却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逼着农民工产生讨薪的“创意”，上高楼、上高架桥、自残，都是一些常见的方式。不过，相关部门说了，这些方式是极端的、违法的，要受到法律的追究，果然，也追究了一些“自杀讨薪”者的责任。但是，这不像是解决问题的措施，反而有点象给欠薪者撑腰的规定。欠薪现象不见减少，跳楼讨薪也继续增多。看来，追究跳楼者的法律责任并不能威慑住“前跳后继”者，而问题的关键，就出在相关部门对欠薪现象的无力乃至无能。

　　“讨薪贺卡”是理性的，但只有当法律的理性发挥出作用时，“人情味”才能得到回报。因此，农民工的“讨薪贺卡”要达到目的，必须有相关部门对法律的严格执行。事实上，“讨薪贺卡”本身只是起一个提醒的作用，真正为农民工讨薪的，不是这张“贺卡”，而是背后的有效的法律运行机制。如果法律运行机制不畅，农民工寄出的贺卡，只会象肉包子一样，扔是扔出去了，但不要幻想它能唤回一些人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