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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未
广东东莞的两级法院在多宗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案件中，提倡对民事部分进行调解，并对作出经济赔偿的被告人给予从轻处罚。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斯认为，依法规定，被告人能够采取措施挽回损失，使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尽量减小，这一做法可以成为依法减刑的情节。比如受贿罪，受贿人的退赃行为，就会影响到法院的量刑结果。(《北京晨报》1月31日)
看了这则新闻后，笔者有种隐忧，陈斯的辩解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更大的问题是，这种量刑范围和对象，又该如何判定？如果滥用职权，又岂能以被告人的赔钱，平衡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平的准绳？所以，在笔者看来，东莞法院的这种赔钱减刑司法探索，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和动机，其行为已造成对法律公平、正义原则的严重贱踏和公开挑衅。
冠之于什么“司法探索”，其实这顶帽子有些旧，甚至有曲解之意。因为这种赔钱抵罪的做法，古已有之。而且陈斯还将受贿罪也一并计入考虑，这更让笔者想到清王朝的“议罪银”。据史书记载，清乾隆中后期，官吏贪污腐化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各级官员无一不贪，尤以和绅为代表。议罪银又称赎罪银，更是反映当时贪风盛行的一个重要标志。议罪银制度是和绅的发明，得到了乾隆的首肯。议罪银，顾名思义就是各级官员违反了大清的各种戒律，可以先交银子，后可以免除、或减轻处罚的一种制度。有了这种制度于是乎各级官吏放心大胆的大贪、特贪了。到后来竟然发展到，有的人明知道自己第二天要犯错误，头一天就主动先把议罪银交了，第二天心安理得去犯错。
显然，东莞法院的初衷有可取之处，既可以用经济赔偿有利于受害者的救助，又可使被告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尽量减小。以前的议罪银是交给国库，现在美其名曰是给受害者，看上去似乎进步了，原告被告双赢了。但这一做法不禁让人产生疑问———有钱人犯罪，受到的处罚会比没钱人轻？这种判例显然有悖司法原则，客观上加剧贫富阶层分化。
而且更为可怕的是，这东莞的“议罪银”，在调解过程中，谁又敢保证法官不会暗箱操作，从中渔利？在这种利益均沾的调解格局里面，交了“议罪银”又焉能不减刑？要知道，近些年来，法院等司法机关成为贪污受贿的易发地、重灾区，法官贪污腐化的案子，现在已经不稀奇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