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洛克

　　湖南浏阳市委书记易佳良等七位领导干部自己掏钱租下２．８亩稻田，当起“农夫”，虽然易佳良一再强调租地种田是个人爱好，但此举仍然引来了关注。支持者认为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可以了解民情，反对者认为这容易变成集体作秀。
　　我想，如果换成一个普通市民或者哪怕是个大款，去农村租块地锄禾插秧，恐怕都不会引起争议。那么，为何市委书记这样做就备受关注呢？
　　不知从何时起，在某些地方，对政府部门的质疑，对领导干部的要求，对公共政策的怀疑，似乎越来越普遍——在这些地方，只要是公共政策出台，往往就会迎来一番质疑，而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这种质疑的情绪似乎更强烈。不能说人们的质疑没有道理，但是，这也恰恰反映出一些人情绪中的“监督焦虑”——一方面，他们对于监督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抱有很高的热情，寄予了很高的期待；另一方面，他们又觉得目前的监督工作力度不够大，这也许就是“监督焦虑”产生的重要原因。
　　心理学上“焦虑”的一种情形，是指因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人的愿望未能得到满足或积极性未能得到实现而产生的紧张情绪。而这里所谓“监督焦虑”，就是源于人们的监督愿望未能得到满足，监督积极性未得到实现。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一大原因，就是在某些地方，所谓群众监督只不过是“纸上谈兵”，不但群众监督没有制度化、法制化，人民群众的监督权也没有切实保证，在少数地方，还会出现你监督你的，他照样干他的，甚至谁监督谁倒霉的情况。这就给人们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让人们生出挥之不去的“监督焦虑”。
　　虽然我国法律也赋予公民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权，但这种监督在效果上往往无法对监督对象的违法行为构成直接压力，公民的监督权有时还容易流于形式。事实上，政府官员的职业角色，决定了他们必须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如果公民的这些权利得不到保障，就会形同虚设，民主政治就会大打折扣。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通过强有力的制度建设，增加政府部门及领导干部对于社会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落实群众对政府部门和领导部门的监督权，才能逐步消弭公众的“监督焦虑”，也才有利于政府工作走上规范化、法治化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