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景芳：让不同语境的人看见彼此

　　很多时候，一个人的兴趣生成很简单，零零星星火花就可以在心中生成火苗，但是这种火苗太容易熄灭，太容易因为质疑和被质疑而耗尽热情，最终不了了之。因此，我特别感激生命中每个阶段遇到的师长，他们每一次的认可和鼓励，都给我心中的小小火苗筑起一道道保护的墙。

　　到目前为止，我写作将近十年了。这十年产量并不高，只写了两部完整的长篇小说，两本短篇小说集和一本文化散文集。我不是职业作家，对我来说，写作与其说是事业，不如说是一种不间断的个人兴趣。

　　整个写作过程中，遇到的几位师长对我都很重要。初中在班里写作，语文老师是一个温柔的年轻姑娘，欣赏地包容一切，对我们所有年少轻狂的妄言都接纳、点评、认可，从高处照亮几颗跃跃欲试的心。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种轻狂，那是对写作最初的爱。高中偶尔写小故事，被高中语文老师送到杂志发表，第一次见到自己的文字转化为铅字。后来初次尝试长篇写作，无法克服又无法回避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写出来的作品给许多人看，难以得到认可和肯定。那个时候，刘慈欣给我写来一封长长的信，信里说“语言很不错，优美而不华琐，沉稳中透着灵动”，又说“看到了对社会经济学领域从科幻角度的深刻思考和生动描述。”他同时给我指出了不足，但那是具有希冀的评价，是我灰心之时最大的帮助。而后我在清华大学选修了格非老师的小说课，也向他请教并求取点拨，格非老师非常难得地尊重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学生，对我的长远写作——而不是单一作品——给予了很真诚的建议。

　　这些年，我一直喜欢设想不同的世界。这是我最喜欢的头脑实验，也是写作过程中最令人着迷的部分。我喜欢探讨社会对人的影响。在科幻小说中，我构造出不同的城市和不同的国度，遵循不同的社会制度；在现实主义小说中，我回溯中国三十年发展变化，回溯人的轨迹变迁。我写过短篇《看不见的星球》《北京折叠》，也写过长篇《流浪苍穹》，都是假想一系列社会环境，与现实相似，又与现实不同。到后来写现实主义长篇，《生于一九八四》，我依然在作对比：现实中的社会变迁和小说《一九八四》有什么不同。每个世界都是一个平行宇宙，所有对比都给我呈现新的视角。

　　现实中还没有哪一种社会模式可以完美地解决人类的一切烦恼和各种的不完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写作尝试就是在写这种不完善。即使不存在完美的社会框架，但仍然可以期望人的进化。人与人，更真实真挚地面对彼此，就是更美好的世界。

　　我想写的，也永远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人的问题，不存在一劳永逸的集体答案，只有个体和个体之间的更好解决。我想写一个人如何面对自己，面对他人，面对自己接受的种种观念。我们都是时代和地域观念的产物，这些观念在我们之前诞生，施加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带有许多身不由己。面对另一个人，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有没有足够的自我省察？我们能否通过沟通，让对方也有一样的自我省察？

　　现在这个时代，距离这样的目标还有很远。我们仍然陷入观念和组织的纠缠，有时会用阵营来评判其中每一个个体。世界上还有愚古不化的教派，用杀戮来对待所有教派以外的人，这是仍然处在文明社会之外的古老残余。中华世界比较早进入文明的境界，仁者，二人也，让人与人更真诚地彼此相对。

　　最终，我的写作，我的信念，都是希望个体与个体之间达到更真诚的尊重。去除外在的条规藩篱，让不同语境下的人看见彼此。

　　郝景芳，新生代科幻作家中的佼佼者，著有《北京折叠》《流浪苍穹》《祖母家的夏天》等作品。8月21日，《北京折叠》获得2016年雨果奖中短篇小说奖，这是继刘慈欣作品《三体》2015年获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之后，华语科幻文学再次获得世界关注。这使人们将更多好奇的目光投向了这位80后姑娘，也让人欣慰地看到：中国科幻创作队伍不断扩大，更多的年轻的作家，正在蓁蓁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