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治理、文明共处的最佳方向

2018-12-29 16:23:00来源:大众网作者:范洪杰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范洪杰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013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代表了党中央对全球未来的治理模式和国际关系基本格局的理论设想。数年过去之后,如何加深认识这一理论的重大意义,在“软实力”层面上如何向世界阐释好这一理念对于世界文明发展的中国贡献,是值得进一步去思考和论证的。

  十九大报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基本体系作了权威论定,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简要来说是政治上的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安全上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经济上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文化上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生态上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涉及到丰富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论述到这一概念,这都成为解读这一概念的基本文献。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想高屋建瓴,既具有突出的现实针对性,极深的文化理据性,又具有极强的实践可行性,对当今国际秩序的建设方向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

  (一)突出的现实针对性

  当代国际关系问题,不仅是民族问题,国家问题,也是意识形态问题,文明问题,而且当前国际冲突的起因更多地与后者直接相关。历史上看,文明的不同,实际上是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对不同的环境作出的不同的反应模式,这个反应模式最后会凝结到具体的风俗习惯、制度设计之中。随着宗教的突起,文明也进一步增加了区别性和辨识性。一般来说,不同的文明在接触的过程中,既有冲突,又有对话,文明的融合是一个在冲突和对话的二重节奏中逐渐推进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有着人性的根源:归同产生安全感和认同感,差别产生不信任和敌意。所以文明的交流需要理性设计和前瞻指导。不同文明之间理想的交往方式是减少冲突,强化对话,这也是政治家和文化工作者应该力图达致的目标。如果说历史上的文明接触多呈现自然状态,那么进入近代,不同文明可能面临“强迫”、“被迫”接触的局面,差异性大大凸显,文明冲突的风险也大大增加,这也是 “文明冲突”论(塞缪尔·亨廷顿)能在西方学界盛行的原因。但越到这样的时刻,就越需要理论前瞻和体系设计,克服人们因为意识形态之不同而自然引发的安全恐慌和敌我之别的本能,对人类命运做出理性安排。

  在当今,这样的理性设计在政治层面未有大的进展的原因,在于二战以来西方根深蒂固的文明冲突意识。在安全上,美国等五国有所谓“五眼联盟”,共享机密情报,进行安全合作。这种历史遗留下来的、过时的、党同伐异的组织形式在今天之所以仍旧为诸国所继承,而且还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乃因为深层的敌我意识、冷战意识未曾有根本改变。安全领域之外,在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也常见西方文明面对另一种文明时流露出的强烈的“他者”意识和排拒感。特别是西方选举制下产生的政客为了迎合那些普遍具有偏见的选民或某些利益团体,刻意制造文明冲突话题和“假想敌”以加强自身的团结,获取短期政治利益。这种做法加深了文明和国家间的裂痕。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当下,强调文明冲突,利用文明冲突,都是与历史发展之“势”相违背的。 而且这股力量不可轻忽,某些大国领导人强化排外议题,把文明问题与民族主义、经济安全相捆绑,推动对全球化的逆向操作,无论是在其国内建边境墙、以审察移民的名义针对特定民族的排外政策,还是在国际上对现行治理机制的直接破坏,抛开背后的经济因素就可以看到:反全球化与制造文明对立往往是相伴生的。

  全球化与文明接触、文明融合互为一体,全球化是推动文明接触、文明融合的经济动力,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应是文明接触、文明融合的政治目标。所以,习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顺全球化之“势”而作的合理设想。这一设想,有助于凝聚国际社会支持全球化的国家、团体之间的共识,降低和控制西方社会深层的文明冲突意识带来的风险。

  (二)极深的文化理据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体系是中外文化中对人类未来设想的优秀成果创造性继承,具有集大成性质。对其丰富意蕴和深远的文化渊源的阐释,是远远不足的。

  我国古代先贤以“天下”观念囊括眼中的世界,这是一个文化、文明的概念,而非完全的种族、民族的概念。“天下”是对文明世界的代指,虽然在历史语境里,对文明的类型有一系列序列性划分,但并未把政治敌意和武力维护附加于“天下”秩序上。儒家有深厚的“民胞物与”的情怀,和追求和谐的价值观的倾向,这是“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是足以可供未来人类文化借鉴的思想资源。在近代,国运衰颓,面对西方的船坚炮利,我国先贤并没有因救亡图存之急切而忽略对世界整体命运的思考。康有为发挥公羊学理论,结合儒学固有之“公天下”理念,提出“大同”说。“以‘仁’字为唯一宗旨,以为世界之所以立,众生之所以生……无一不本于仁,苟无爱力,则乾坤应时而灭矣。”(梁启超《康南海传》)提倡一种富有人道主义的、互相关爱的、“天下一家”的国际关系。这样的设想,立足于中国文化,但能与西方启蒙思想家主张桴鼓相应。说明对和谐的国际关系的期望具有普世性。  

  如果说古代、近代的某些天下主义的观念尚带有一定的空想性质,缺乏充分的实践基础。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国家建立之后,在外交实践活动中总结出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就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典范准则。在当前文明冲突加剧、生态危机加深、霸权主义横行、民族主义高涨的严峻形势下,习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体系,可谓适得其时。在具体内涵上,这是对我国传统设想、传统价值观和现当代外交实践经验的创造性继承和升华。

  黑格尔说中华民族是富有“世界精神”的世界民族。在中华民族经历了西方列强凌辱的屈辱历史,复兴伟业尚未完成之际,仍为人类未来担荷,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即可验证黑格尔之言不虚。

  西方近现代社会对东方文明的误解和敌意虽然一直存在,但文化界一些有识之士仍旧超越东西之别,对未来世界提出过美好设想。启蒙运动时期,民族主义大兴,但伏尔泰、卢梭、康德、边沁等却都展现出世界主义、国际主义的立场。二战后,汤因比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中提倡建立一种世界政治共同体,以避免文明冲突。当代,西方人文学界越来越清醒认识到“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试图加以克服,而在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和政界人士中,进行文明对话以相互借鉴的思想也有着一定的市场。但西方国家领导人却受限于体制和具体利益,未将有识之士的卓见升华为一种对世界不同文明通用的美好愿景。我国政府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西方只在各自国内适用的人道主义应用在国际关系层面上,大大拓展了文明共存、互益的可行性。

  联合国的成立和运行遵循其本身的宪章、原则,在培育各国的崇尚和平、共同发展的意识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习总书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是与“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一致的,可以认为是对《联合国宪章》的继承发展,体现出我国政治理论具有善于汲取中外优秀政治文化的包蓄性。因为极深的文化理据性,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三)极强的实践可行性

  作为一种理念和政治目标,需有一系列的组织形式来保障其落实,将“想象的共同体”变成“实存的共同体”。这要求我们深度参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各种制度平台,维护《联合国宪章》;在未来的联合国改革中,把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体系的举措和主张更充分地纳入到联合国制度中。实际上,习总书记在多个国际会议重要场合的讲话中都曾宣示这一理论体系,影响力也已经突显。目前,我国政府还基于自身条件,做出了一些富有创新性、探索性的战略安排和制度安排。目前受热议的战略安排是“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制度安排则是亚投行。这与先前存在的上海经合组织、金砖国家银行等,都是我国政府大力参与、支持的国际组织架构。

  “一带一路”联通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欧洲等,有利于促进经济平衡性发展。相关国家在经济共享和安全互信上体现同呼吸、共命运的具体内涵。这可以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而微。

  上海经合组织、金砖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非合作机制、中国与东盟合作机制以及正在推进的中日韩自贸区等可与联合国为中心的传统国际组织相互协调、补充,切实体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切实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全球化,塑造新型国际关系,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先行性探索。

  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的落实仍需要所有国家,包括西方国家的共同合作。二战以来多种国际组织的运作,有利于积累和平共处的意愿和经验,这在西方社会里,也存在深厚的基础。应联合那些支持自由贸易和多边体制的国际力量,共同形塑一个各种文明、国家、民族能平等对待、共同发展、休戚与共的地球村。当然,未来面临的问题还非常复杂,比如如何处理民族国家的独立性和文明交融的关系,如何处理各国经济发展与全球环境保护责任的关系等具体问题,但相信我国政府丰富的实践经验完全可以为世界各国共同克服这些具体难题起到引领作用。况且,比速度更重要的是方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未来国际关系的最佳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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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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