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天放
《我不是潘金莲》本是刘震云的“潘金莲”，小说剧本都是他创作的，只是冯小刚把它投射到了银幕上。而无论如何，李雪莲的人物形象，以及围绕她的那28个人，电影中基本上没有变化，保留了原著的完整性，也让观众看到了一个高度浓缩的现实社会。《我不是潘金莲》不同于其他定位于“喜剧”的电影，“可以说目前在中国还没有出现过，不是狗血的喜剧，是正经人正经事演绎而来的喜剧。”刘震云说冯小刚是一个好导演，他能够拍别人不拍的电影，看到电影之外的东西。这个“电影之外的东西”，不妨理解为冯小刚把《我不是潘金莲》在原著基础上提升到了反映现实诉求上的一个新高度。11月24日人民网采访冯小刚时称：“用冯小刚的话说，这是一则社会寓言，而这则寓言想说的道理便是，官员不担当就是腐败。”而冯小刚接受该网采访时说是“用喜剧包装严肃思考”。
该电影的剧情并不复杂：主人公李雪莲生二胎想免于被处罚，就与丈夫秦玉河假离婚。谁知最终弄假成真，老公与别人结了婚。李雪莲便打官司要求证明原先的离婚是假的，再与秦玉河结婚，然后再离婚。可没一个人说李雪莲的离婚是假离婚。而“前夫”秦玉河又到处宣称她是“潘金莲”。于是，李雪莲便踏上了漫长的上访告状路，目的就是要摘掉“潘金莲”的帽子，她也从此成为了重点“维稳”对象。她从29岁告到49岁（电影改编后缩短），直到秦玉河出车祸意外身亡，她才停止了告状。
李雪莲，就是现实中国的一个符号化人物，透过她，反映的是当今社会的复杂、无奈甚至较为残酷的生存现状，更显现了人们在追求自身幸福的同时产生的焦虑，以及寻找生命意义时所遇到的重重阻碍。那种阻碍，有些是自己设置的，而更多来源于外界，走不出一个想活得更有意义的人所遇到的荒诞、无助、迷茫的怪圈。《我不是潘金莲》不是法制宣传片，那样立意就显得肤浅，而是想让人们看到更丰富而广阔的现实困境。刘震云的小说《我不是潘金莲》中法院的人叫王公道、董宪法、荀正义、贾聪明，县长史为民，市长蔡富邦，副市长刁成信，省长储清廉……这意味着什么？不是太愚的读者或观众，显然心知肚明。
李雪莲坚持上访，就是要证明她自己不是潘金莲，到了最后阶段，上访就成了她的日常生活，更重要的是上访变成了她生活的全部意义。秦玉河死后，李雪莲的告状没了缘由，只好上吊，但也没死成，后来发生了什么，就是小说也没有讲。李雪莲告了整整20年，但面对庞大、强势、冷漠、等级森严的各种机构，她无能为力。虽然靠她的坚持，撤了一大批干部，但在那些人眼里，她就是一个难缠的上访户，她没背景、没资源，那么是什么把她逼入了死胡同？
除去电影应该具有的表现手法，《我不是潘金莲》在内涵上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甚至可以说这部电影使中国的现实主义电影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也使冯小刚的电影在幽默、诙谐之外有了更深邃的反映社会现实的丰富图景（《1942》和《唐山大地震》除外）。李雪莲遇到的难题，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她的难处就是我们的难处，她的焦虑就是我们的焦虑，她的呐喊也正是我们想要的呐喊。她是一个符号、一个代表人物，是我们所有人的代言人。
《我不是潘金莲》这部电影，应该说是悲剧拍出了喜剧效果，它又不同于冯小刚过去的作品，不同于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也不同于冯小刚自己一贯的“冷幽默”，更多的让人看到了导演在心底里的一丝悲凉、纠结、折磨、期盼。连扮演李雪莲的范冰冰都说“我跟李雪莲很像”，她不是在说她长得像、演得像，更不是在说她就是李雪莲本人，而是透出了她不愿意妥协的个性；这不就是在说李雪莲是我们的“代言人”吗？然而，又有多少普通人能像她那样“一根筋”呢？她遭遇的挫折，不是她想象的那样通过不停上访就能解决的，哪怕她把那么多官员拉下了马，但在这个庞大的机器中，她还是在丈夫死后都无法如愿讨一个说法，为自己正名。她现在不能，今后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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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牛乐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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