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友

　　3月27日，媒体报道说，重庆美女作家、富姐红艳已与诗人黄辉2月份在武汉签订了一份“包养协议”。至此，从去年一直炒到今年的作家黄辉，终于如愿以尝地等到了心中的包养他的富婆。

　　从国家供养到富婆包养，黄辉似乎摆脱了绞拌，重获了“自由”，至少在物质上。其实，无论是国家的供养，还是富婆的包养，黄辉始终都无法摆脱物质的桎梏和精神的束缚，一张包养协定又成了黄辉的另一道枷锁。

　　黄辉曾经多次表示，他希望被包养完全是生活所迫，同时认为“被包养是实现文学梦想的途径”。黄辉有什么文学梦想笔者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真正的作家从来都不是被包养出来的。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是经得起物质和精神考验的作家，无论是身处囵圄或是屡遭受磨难。

　　当前中国，很多作家都属于体制内作家，享受国家供养。他们打着作家的名头，坐享其成。安逸的生活环境逐渐磨灭了他们的创造性，同时成为了某些集团的传声筒。一个作家受制于某种制度时，很难说他还能是一个真正的作家，自由的作家。所以，时至今日，已经很少有创作自由的作家了，自由创作的作家更是少之又少。50年来，中国大陆也基本上没有再出现能与鲁迅胡适相提并论的作家。

　　卢梭说过：当一个人的趣味屈服于“暴君”，这趣味就腐败了，这时他只能写一些暂时赢得赞扬的东西，而不会写出传之久远的佳作。这里说的“暴君”不一定是指某一具体的皇上或大官儿，它指一切束缚、压抑作家之创造精神的异己力量，如“名”与“利”的诱惑等等。面对种种威胁或诱惑，精神上不能摆脱那或明或暗的奴性，心灵深处总有种挥之不去的“依附”之心，一日无“上级”、无“单位”、无来自权势者的“赏识”、表彰、奖励，便感到怅然若失，惶惶不可终日，这样的作家当然与自由无缘的，与高尚无缘，与不朽无缘。真正能将作品流芳百世的作家，或许在当时的世界不是主流，而往往在他死后的若干年，人民才发觉他的作品，原来是如此的精彩，如此的可读，如此的不朽。

　　黄辉强调拥有好的物质的生活才能保证创作的动力和灵感，而笔者以为他的创作完全是为了被包养。如果昧着良心说话，或许会换来一时锦衣玉食，可以苟且偷生，但始终逃脱不了历史的审判。

　　屈原被放逐而著《离骚》，左丘明失明著《国语》，曹雪芹举家食粥而著《红楼梦》，依黄辉之言，他们岂不是都得变着法子去当驸马？因此，物质的穷困潦倒并不是道德放纵的理由，精神的依附才是堕落的借口。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张胜友曾说过：是否当职业作家，首先要考虑自己是否能通过写作来养活自己，否则还是先找一份其他工作。

　　黄辉的被包养，似乎完成了从国家供养到个人包养的过渡。但其性质却没有丝毫的改变。与其说是得到了所谓的自由，勿宁说是从另一个枷锁跳进了另一个枷锁。其实，国家的供养又何曾不是包养？不同的只是一个假以国家之名，一个假以富婆之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