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宏达

　　 “粗话脏话连篇，凡事恶语伤人，即便是鸡毛蒜皮小事，也要争个你死我活。” “一言不合，大打出手”的案例举不胜举。在昨天召开的市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市政协委员罗华荣、顾大僖分别就自己的所见所闻、亲身感受提交提案，认为除了加强宣传力度、营造文明氛围外，还需要有法治手段来制止、杜绝不良行为。（1月28日东方网）

　　两位委员提出立法来制止讲粗话脏话等不良行为，可谓目的明确，用心良苦，如果设想中的《上海市民公共行为条例》真的能够得到通过实施，不仅对于规范上海市民的日常行为、提高上海社会文明水平起到重要的作用，也为全国各地引领市民走上健康、文明的礼仪大道提供范例，实在是劳苦功高，值得称赞。

　　不可否认，道德与法律是相互相成的关系，道德强调个体自我觉悟的自律，法律强调国家强制力的他律；道德与法律互为依托、互为渗透、互为融合，社会越是进步，人类文明越是发达，法律与道德的联系越是紧密。但对于讲“粗话脏话”之类人与人交流最基本的行为，也得靠法规来规范，不免叫人不好理解。

　　首先，是文明道德建设的悲哀。多年来，我们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上也没少下功夫，从“五讲四美三热爱”文明教育，到 “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到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规范；从全国性的文明城市、宜居城市、魅力城市评比，到“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家庭”等各种形式的文明创建活动，不仅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就是一般村镇也从来没有间断过，而且花样翻新，各类典型层出不穷，可是，到社会发展到现在，怎么连“粗话脏话”这些本来是成人教育小孩子的事，城人都不能自律，还得用法规来约束，这是法制建设的的进步，还是道德建设的滑坡？

　　其次，是城市管理上的缺憾。作为国际大都市，上海不缺市民行为规范，多年前制定施行的市民行为“七不”规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损坏公物、不破坏绿化、不乱穿马路、不在公共场所吸烟、不说粗话脏话)，这些规定具体得不能再具体了，可是执行了近10年却收效甚微。据上海市政协一份资料表明，在这座国际大都市里，不讲秩序、忽视公德的不文明行为随处可见，既有自行车骑上人行道、行人乱穿马路、随地吐痰、车厢里不给老弱病残孕和怀抱婴儿的乘客让座、车窗里随意向外扔杂物等陋习，更有为斤两恶语相向、为碰擦唇枪舌剑、为埋单对爆粗口等恶习。这些行为与现代城市文明格格不入。表明上海对市民道德行为规范的管理约束机制尚不完善，对社会违章违规的处罚不力。

　　再次，法规的他律替代不了市民的自律。虽然有关人士称，该《条例》在“七不”规范基础上，将分散于不同规范性法律文件中的行为规范提炼出来，成为直接具有针对性的体系化的规范市民行为的法规。这应该说是个进步，但我觉得，如果不解决市民的自律意识和法律观念问题，即使新立的法再成体系，恐怕也难以奏效。因为他律与自律之间毕竟还有段差距，况且，对市民的公共行为进行执法，是有相当难度的。这样一部四不象的法规，执法主体是谁都很难确认，即使像专家说的把执法主体交给城管部门，也存在着可操作性问题，最起码脏话脏到什么程度、粗话粗到什么份上才算违法，执法的尺度怎么把握？还有，在家庭和人少的地方出现这类行为，靠城管能约束过来吗？

　　由是观之，制定《市民公共行为条例》想法不错，但实施上有一定难度。再退一步说，即使可行可操作，也不能把规范市民行为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这个条例上，还应该在强化市民道德上多下功夫，通过开展各种有效的实在的道德教育，激励人们向往，追求并力图实现完美人格的高尚品德，同时，在教育中不能光注重树立榜样，还要注重开展道德批评，尤其要在“八荣八耻”的荣辱观教育中，强烈谴责耻辱行为，在此基础上，辅之以针对性较强的法律手段，促进道德与法律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全面推进市民道德行为建设，制止、杜绝不良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