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书龙
　　鲁迅先生在其《呐喊·自序》一文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
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那
么，鲁迅先生是缘何“从小康而坠入困顿”的呢？对这一问题的答案，
先生在为俄文译本《阿Q正传》写的著者自叙传略中极为简略地提了
一句：“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
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
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除此之外，
在鲁迅先生的著作中，我们再也找不到关于这“一场很大的变故”的
任何记述。其实，鲁迅先生所说的这场“很大的变故”，是因发生于
1894年的其祖父周福清科场贿考案而引起的。对于这场当时轰动两江
及京城的科场贿考案，周作人在其《鲁迅先生的故家》、《鲁迅先生
的青年时代》及《知堂回想录》等著述中多有述及，但因贿考案发生
时，周作人年龄尚幼，故其记述多是根据自己晚年的回忆及传闻，与
事实真相多有出入。现笔者根据《光绪朝东华录》收有有关此案全部
重要奏折和上谕等有关档案资料，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详述如下。
　　官场不得志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号介孚，字震生，谱名致福，生于1838年，
是丁卯年（即1867年）中的举人。周福清中举时年龄尚不满三十岁，
可在次年，周福清到北京参加礼部会试不第，只考取了方略馆的誊录。
这只不过是个负责抄抄写写的文职，虽然按例五年后有做知县的可能，
但志大气盛的周福清岂肯仅以举子的功名混迹官场。于是，在接下来
三年里，他发奋苦读，终于在同治十年（1871年）的辛未科会试中了
进士，并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成为周氏家族中第一个考中进士又
点了翰林的人。
　　周福清是辛未年点的庶吉士，学习三年，散馆（即毕业）当是甲
戌（1874）年了。大约散馆时他并不属于“优者”，故没有“留翰林
为编修、检讨”，而是被立即外放为知县了。
　　周福清在金溪县做了还差两天不满三年的知县，就被两江总督沈
葆桢以“办事颟顸”为由参劾去职。从沈葆桢的奏折中，我们可以看
到，在沈葆桢参劾的12人中，周福清是惟一一位在考语中还被提到优
点（“文理尚优”）的，故对其处分也是最轻的————“归部改选
教职”。可是，周福清不愿任教职，而且这一任职建议吏部后来也没
有批下来，所以他只能以七品知县的级别退职了。
　　在那个绝对官本位的时代，对于一个在科考与官场中混迹半生的
人，是没有任何职业能引起他的兴趣的。而进士出身又被钦点过翰林
的周福清，此时刚刚四十出头，正值年富力强之时，又岂肯在仕途上
就此善罢甘休？然而，在那时退职后的官员除去极个别有被皇上重新
起用的可能以外，要想重登仕途，就只有捐官这一条路了。于是，周
福清先花钱捐了一个“同知”，后又捐升内阁中书，在这个位置上，
周福清候补了九年，一直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才补了一个从七品
的中书。
　　祸起阿顺口
　　壬辰除夕（1893年2月16日），周福清的母亲戴氏去世。他收到
电报即奔丧回家，清代官员父母去世要去职三年归里守孝。而此时的
周福清已是虚岁五十六的人，再过四年，就六十岁了，哪里还能再有
补缺的机会？对此，周福清自己心里想必也很清楚————自己的仕
途就这样基本到头了。
　　可巧的是，这一年恰好是慈禧太后六十岁大寿。按惯例，甲午（
1894）年要开恩科，故乡试得以提前一年。而恰恰就是这次恩科乡试
成了周家“从小康而坠入困顿”的转折点。
　　大家都知道，在清代，科举贿考舞弊之风甚炽，这是当时政治的
腐败在科考中的一种体现。所以，当准备参加乡试的绍兴秀才得知由
京城来杭州的正主考官殷如璋与周福清是同年（乡试会试同榜登科者
），就不断有人来求周福清利用这一关系打通关节，绍兴的马、顾、
陈、孙、章等五个家中有钱的秀才更是凑足一万两银子，托周福清去
送给殷如璋，以买通关节、乡试中举，并答应事后会给周福清一些酬
报。
　　周福清深知这件事非同儿戏。可是，周福清与这五家都沾亲带故，
再加上考虑到自己的儿子周用吉（字伯宜，鲁迅和周作人的父亲）虽
已是秀才，但接连几次乡试都未能中举，现在既然五家人愿意出银万
两，只要自己出面周旋说情，便可省去一份贿银，当然是一件合算的
事情。于是，在碍于情面、经不住亲朋好友的极力撺掇的情况下，为
了儿子的仕途前程，他最终还是决定去铤而走险了。
　　当打听得知殷如璋此次来杭是取道运河、其间要在苏州稍事停留
后，周福清就认定只能在苏州相机与殷联系了。于是，在一切准备妥
当之后，七月二十日（8月31日）这天，周福清就带着仆人陶阿顺由
绍兴启程了。他们中途经过上海，于七月二十五日晚到达苏州，泊船
静候殷如璋等人所乘坐的官船的到来。两天后，殷如璋的官船果然在
七月二十七日如期抵达苏州，停泊在阊门码头。
　　周福清得知这一消息后，不敢怠慢，当即派陶阿顺拿着事先拟好
的、一封带有关节字样（所谓关节，是指与考官事先约好，在试卷某
处用某几个字眼作为暗号）的书信前去投帖拜会，并嘱令陶阿顺先去
投帖拜会，如不见，再投信函。没想到这陶阿顺是一个粗人，由船夫
驾了小船悄悄划到大船边后，竟然将名帖信函一并交给殷如璋的差人。
而此时，殷如璋正在船舱内与副主考周锡恩谈话，见差人送上一个厚
厚的信封，心中大约早已有数，便将信封放在桌上，当然是想等周锡
恩离开之后再拆开来看。
　　陶阿顺在官船边左等右等，不见一点消息。于是，没有见过世面
更不懂官场规矩的他，终于耐不住性子，对着官船大声叫嚷：这一万
两银子的事非同小可，怎么收了银子连个收条也不给？听他这么一喊，
殷如璋知道事情再也瞒不住了，便示意周锡恩拆阅来信，发现信封中
“内计纸两张，一书凭票洋银一万元等语，一书考生五人：马官卷，
顾、陈、孙、章，又小儿第八，均用‘宸衷茂育’字样。又周福清名
片一纸，外年愚弟名帖一个各等。”　
　　至此，周福清贿考事已完全败露，殷如璋只好摆出一副义愤填膺
的样子，公事公办地差人将陶阿顺拿下，“押交苏州府收审”，陶阿
顺当即供出自己是受周福清指使。
　　七月二十七日陶阿顺送信一去不回，周福清就已知道事情不妙，
吓得生了病。他先避住上海，大约八月下旬返回绍兴，后来周福清自
知此事最终是躲不过去的，为了避免牵累亲朋和家人，就自行赴县衙
投案自首了。
　　保全了性命却败了家
　　在供词中，周福清竭力把这事说成不是经过大家计议过的，而是
他到北京探亲路上，途经上海时一时起意，事前有关的人并不知情。
至于那一万元的银票，也只不过是一纸空票。因为那几家家道殷实，
事后不愁无人承诺费用。这样，他就把一切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了。
浙江巡抚崧骏接受了他这种供词并据以奏闻，其原因应该是崧骏也不
想兴大狱，这一点在他十一月初十的奏折中有所反映。在这道奏折中，
他还报告了已做的处理：“廪生马家坛、生员周用吉，讯非知情，业
已分别斥革，应与讯不知情之家丁陶阿顺，均无庸议。函内所开顾、
陈、孙、章四姓，并无主名，该革员既供先未与各家商谋，应免查提
以省株累。”
　　在这里，还应该提醒大家注意一点，那就是周福清派陶阿顺给殷
如璋送去的只是带有周福清自写的“洋银一万元”字样的一纸“空票”
。这一点极其重要，与案件的最后结果关系极大。因为如果送去的是
一张可以兑现的钱庄期票的话，周福清这次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免予一
死的。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八日（1895年11月4日）是决定周福清生死
的日子。刑部在九月初四日（10月21日）已经准备好了两道内容相反
的上谕稿，请皇帝决定。一道是：“奉旨：周福清著予勾。钦此。”
一道是：“奉旨：周福清著免勾。钦此。”万幸的是，九月十八日发
下的是“著免勾”这道上谕，同日还有一道上谕说明免勾的理由，说
周福清“闻拿投首，中途投递信函求通乡试关节未成，赃亦尚未与人，
不无可原，是以未勾”。就这样，周福清幸运地保全了性命，被继续
关押在杭州府狱中。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同年义和团运动爆发，
刑部监狱大乱，犯人们都趁机逃跑了。但过后不久，大部分犯人都又
自动回监。为此，新任礼部尚书薛升大为感动，上奏光绪帝给犯人免
罪，获准。于是，薛尚书趁机把周福清列入准释名单中。这样在监狱
中坐了八年牢的周福清终于在辛丑年二月二十一日（1901年4月9日）
被释放了，而此时他已经64岁了。
　　周福清回到家中的时候，鲁迅和周作人的父亲周用吉早已在1896
年病故了。自贿考案发后，周家日益衰落，周福清就在这样一个日渐
困顿的家中度过了凄凉的晚年，于甲辰年（1904年）七月十三日夏天
病逝于绍兴。
　　周福清案发时，鲁迅才只有十二岁，在这由盛转衰的败落中他深
切感受到了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并决定要“走自己的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