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松博文来华

　　刘向葵是土生土长的济南人，生于1944年，从小在东关大街长大。
在济南17中上中学时，就是体育骨干。1958年2月，刘向葵进入位于
皇亭的济南业余体校，和排球结了缘。到6月，一件事改变了刘向葵
的人生之路。
　　那一年6月，北京男女排一起来到山东，在全省范围内选拔队员，
帮助山东建立排球队。在一年的时间里，就建立了五支女子排球队。
刘向葵就是此时被北京女排的教练们慧眼选中，进入山东省女排。“
那时侯，全济南就选了2个，其中1个就是我。其他全省各地都有，于
立琴是潍坊的，刘跃娟是德州的，袁美、周文玉是青岛的，还有李春
兰（现省体育局副局长）……”
　　“大松训练”是在1965年春天。当时，有“东洋魔女”之称的日
本女排在世界排坛风头最劲，并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上获得世界冠军。
而大松博文则是“东洋魔女”的缔造者。1965年4月21日至5月23日，
中国排协邀请大松博文教练来到上海，训练中国女子排球运动员。
　　刘向葵回忆：“当时排协从全国挑选了四个队，来跟随大松博文
训练，其中就包括我们山东女排，其他还有四川、上海和辽宁队。”
于是，一群山东姑娘来到上海，跟随一个日本人学起了排球。

　　大松的下马威

　　刘向葵和她的队友，于立琴，刘跃娟等，还忘不了大松博文给她
们上的第一堂课。那是1965年4月21日，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她们
和来自四川、上海等地的四五十个姑娘，列着整齐的队站在上海徐汇
区体育馆内，好奇地打量着站在对面的那个中等身材、相貌平平的日
本人。大松博文开口讲的第一句话，就把这些中国姑娘们震住了：“
我告诉你们，我就是魔鬼。如果完不成我的训练，我绝不客气！”
　　接着，第一次训练课开始。大松博文准备了4大筐排球，让队员
们站成一排，一个接一个依次站出来练防守：大松将手里的球一个个
连珠炮般地砸向队员四周的死角，迫使队员不得不一次次地倒地、翻
滚着把球救起。其他的队员也不闲着，到处跑着帮大松捡球，捡回来
放到球筐里，再将球筐送到大松手里。于是大松手里的球源源不断，
队员们的翻滚救球动作也是一个接一个，直到大松满意了，于是换下
一个人。经常的情景是，队员救起一个球，还没来得及爬起来，大松
第二个、第三个球又从不同方向砸过来，快得来不及反应。　　　　
　　刚刚进行了不到半小时，刘向葵和她的队友们就一个个被“魔鬼”
训练搞得晕头转向，不少队员开始累得趴在地上，呕吐不止。但大松
博文好像没有看见一样，手里的球依然重重地冲着趴在地上的队员砸
过去，“咚咚”地砸在身上，嘴里还大声呵斥：“起来”。
　　第一堂课，训练了4小时。下课前，大松教练不满意地说：“你
们刚才是在慢慢地走，这是打不好球的。以后训练，要拿出勇气跑起
来！像这样练，你们是不能打败日本队的。”

　　累得尿了血

　　在大松博文手下，山东女排的姑娘们每天要训练8个小时，外加
半个多小时的早操。其实，8个小时只是规定的时间。而真正训练起
来，大松从来不守时。“他都是什么时候满意了，什么时候结束。比
如他让每个队员接起二十个球。不接到二十个就不停。哪怕到吃饭时
间了也不管。直到每个队员都接够二十个球才算完。”这样下来，往
往就不知练到几点了。“最多的一次，因为没有达到要求，大松让我
们从下午一点一直练到半夜，中间就在训练馆里吃了点东西，就当晚
饭了。”
　　训练开始的几天，对于如此大的训练量，女排队员普遍不能适应。
“我们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训练量，身体不良反应特别厉害。
那时候，我们训练得一个个脸色苍白、口唇青紫，呼吸都困难。训练
得经常有人当场呕吐，把吃的饭吐出来了还不算完，又把胆汁吐出来。
吃饭的时候没有食欲，晚上睡不着觉，浑身疼。而且还尿血”于立琴
老人说，“蛋白尿、血尿，差不多每个人都有。这都是检测出来的，
当时检测结果都没有告诉我们。后来大松训练结束了，我们才知道。
回想起来都后怕，因为听人说，这会影响生育。不过过了三四天，我
们也就渐渐适应了。”到了训练后期，大松博文的训练量有增无减，
但是女排姑娘们身上的不良反应却逐步消失了。
　　于立琴老人说：“其实当时我们自己还偷偷加练”，白天练得快
散架了，晚上还对着墙打球，打得手指渗出血，血印到排球上，又被
排球印到墙上，“那时候，都希望教练训自己，都希望大松狠狠折腾
自己。什么时候不说你了，不折磨你了，心里就觉得‘坏了，是不是
要被淘汰了？’”　　

　　“大松最喜欢我”

　　接受大松博文训练的，一开始有4个队40多名队员，最后只剩下1
5人。“短短一个月时间，到最后跟着他训练的只剩下15个人。我们
山东女排6个，四川女排6个，上海女排3个，其他的被淘汰了。这最
后一批人里面，包括有我，还有李春兰。”刘向葵老人说起来挺自豪。
更让她自豪的是，她一直是大松最得意的弟子之一。
　　“那时候，她们都说大松喜欢我，呵呵”，刘向葵老人笑得脸像
朵花，“主要是大松觉得我不怕苦、不怕累，而且好胜心强。我原来
刚入选山东省队的时候，是打二传的。但是我脾气急，看着自己传出
去的球，队友扣不死，就急得不得了，忍不住自己去扣。一而再、再
而三，教练干脆就对我说，你别练二传了，练四号位吧。于是我就成
了主攻手，于立琴、李春兰她们打二传，给我传球。跟着大松训练的
时候，也是这个急脾气，什么训练项目，我都是抢着做，抢着完成。
就是这种好胜心强的劲头让大松很喜欢。”于是，大松指导着自己的
得意弟子练出了双手扣球的绝活，“我练的双手扣球，左边来的球，
我用右手扣，右边来的球，我用左手扣。这个绝活，当时全国都没有
第二个。”　

　　全运会出佳绩

　　一个月的“大松训练”很快过去，检验训练成果的时刻到来了。
当年9月21日，第二届全运会在北京开幕。在刘向葵、于立琴、刘跃
娟、李春兰等的努力拼搏下，山东女排拿下第三名，女排被评为省先
进集体。1966年5月，山东女排参加在长沙举行的全国排球锦标赛第
一阶段比赛，获得第二名。
　　不过，最令老人们自豪的是1966年3月。当时山东女排出访日本。
在东京、大阪等地和世界冠军日本女排打了三场比赛，都是仅以2：3
惜败。“当时日本队还是世界冠军，实力确实比我们强。但是我们在
‘大松训练’中练出来的防守派上了用场，她们扣过来，我们倒地救
起来，就是让她们扣不死。”
　　在这几位老人们的记忆里，遗憾要多于快乐。因为从日本回来，
很快“文革”就开始了。女排的训练、比赛被迫中止，一直到1970年
才恢复，“说实话，要不是文革，我们在国内拿5年冠军没问题。那
时候我们这帮队员正是最好的时候，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处在运动生
涯的巅峰，经过了大松的训练，技术上掌握了，经验上正好成熟了，
体力、意志、品质，都在巅峰。可以说在全国没有对手。当时打上海
队，我们3：0赢，第三局8：14落后都能赢回来……”　　
　　付出了艰辛，经历了磨砺，却没能获得应有的成就，但是老人们
是要强的、乐观的。就在采访要结束时，刘向葵老人还是一再地说：
“都是过去的事了，有啥好写的？”于立琴老人也一再劝记者：“别
光写过去，还是写写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姐妹几个晚年好着呢
……”
　　本报记者　王昊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