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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理论版

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理念及现代转化

2020

/ 12/12
来源: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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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薛体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生态文明的丰富意蕴,如自然观方面的“天人合一”,消费观方面的“用养结合”,治理观方面的“法制”,方法论方面的“道法自然”等。面对严峻的环境问题,研究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理念,对于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一、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理念

  1.自然观:“天人合一”

  传统自然观的重心所在是“天人合一”,最早对“天人合一”作出解释的是《周易》中的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思想,是把天地人三者有机统一起来的自然观。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以整体论为出发点,把人看做自然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汉儒董仲舒将“天人合一”思想推到另一个高峰,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构建起了儒家的生态哲学体系。道家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既然天地应该遵从自然之道,那么人也应该遵从自然之道。“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维度出发,认为人要敬天,更要畏天,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征服与被征服、改造与被改造,而是息息相关、相依共存的密切关系,主张人和自然应该和合共生、和谐共处,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2.消费观:“用养结合”

  古人提倡“取之有道”“用之有度”“用养结合”。如孟子提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不违背百姓的农时,粮食就吃不完;不把细密的鱼网放入大塘捕捞,鱼鳖就吃不完;按照时令采伐山林,木材就用不完。老子讲:“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要淡泊宁静,约束欲望,不让欲望遮蔽自己的心灵。墨子强调节俭消费的社会效应,实现“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有领导才能的国君能统领好他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所有子民当然也爱戴他们的统领者,统领者如能统领所有的国家归顺,即有更多的子民归顺他。“用养结合”的真谛回归到日常生活消费领域,并不是禁欲,它承认人们合理的物质欲望,适当的欲望是必要的,但是提倡寡欲和知足的消费观念,希望人们不要过分的贪婪,要适可而止。

  3.治理观:“法制”

  中国古代有许多保护自然环境的律令法规,秦朝《田律》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涉及环境保护的一部重要文献。树木、植被、水道、鸟兽鱼鳖等都是《田律》的保护对象,《田律》还对捕杀、采集方法等也作了具体规定。春秋时齐相管仲强调:“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他对于破坏自然的行为制定了极为严厉的刑罚措施,他还认为一个连自然生态资源都不能保护的君王是无法称霸诸侯的。在唐代,《唐律·杂律》规定:“诸失火及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诸弃毁官私器物及毁伐树木、庄稼者,准盗论”等。到了清朝,不仅有300年不变的“封禁东北”的国策,而且还禁止砍伐沿海森林,这些措施都有效地保护了生态环境。

  4.方法论:“道法自然”

  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法自然”中的“道”是绝对存在,“自然”可以理解为自身的规律,人、地、天都要顺应自然的本性。“道法自然”思想运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启示人类要有节制地利用各种自然资源,在满足人类生存发展基本需要的同时,保护好自然资源。庄子进一步阐述了“道法自然”的思想:“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后调理四时,太和万物。”在庄子看来,只有适应自然规律、尊重自然规律,才能够使万物和谐。

  二、传统生态理念的现代转化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理念精华,并结合时代特征,实现了传统生态理念的现代转化,主要表现在生态自然观,绿色发展观,生态治理观,系统方法论等方面。

  1.生态自然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古人所秉持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有益借鉴,习近平总书记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进一步上升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把握自然规律尤其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规律基础上形成的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知,使得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事业成为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伟大事业。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充分吸收了“天人合一”的思想精华,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自然观、系统自然观、生态自然观,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集中体现。

  2.绿色发展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我国传统文化强调顺应自然之道,在当今的发展阶段,这仍然是非常值得借鉴的思想。我们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基础上获得的效益才是可持续的。绿色,是党中央确定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绿色发展倡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题中应有之义。绿色发展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使资源循环往复,经济社会统筹发展,是质与量的全面发展。2013年9月,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在回答关于环境保护的问题时,他强调,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阐明了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辩证统一关系,当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冲突时,要把保护生态环境放在首位,决不允许以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处理好绿色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解决好的课题,生态良好是经济发展的优势,环境保护可以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后劲。所以说,谋绿色发展、做绿色文章是必然选择,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带来金山银山。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首次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报告中,这是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的根本性、全局性、历史性的战略部署,这一战略部署必将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迈入新时代。

  3.生态治理观:用最严格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与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对“法制”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体现在其治国理政中重视法治的思维认识,使“法制”思想得到了较大层面的运用,以法制为红线,在政策法规上不仅加强对每个行为个体的约束,而且加强了对生态建设制度的规范管理。同时,在生态治理观的国际方面,根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放眼全球,探求人类共存之道。当前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加剧的重要原因在于,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成本低于生态环境治理成本,建立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势在必行。政策法规上的缺失会成为制约生态文明建设快速推进的短板,因此,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必须促使各项政策法规的确立,强化可操作性,把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建立起来,确保生态文明观落到实处。2015年,“史上最严环保法”《环境保护法》通过,实现了以环境保护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升级。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生态文明写入了宪法,这是党的主张、国家意志、人民心意,是时代大势所趋。习近平总书记还将生态文明思想带上世界舞台,倡导“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中国谋求与各国和地区共同均衡发展、探求人类共存之道,将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着力塑造我国文明大国、社会主义大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提高我国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

  4.系统方法论: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道法自然”的生态方法论,渗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初步的自我意识和理性自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也应该贯穿这种思维方式,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方法论就是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方法论。2017年7月,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7次会议上,习近平提出,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加了一个“草”字,把我国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纳入到生命共同体中,体现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全面、系统、整体性,也对生态治理和自然修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习近平同志指出,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要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可以说,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的思想是有机、辩证、系统思维的集大成者,具有典型的生态思维价值。

  习近平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认知,使得“天人合一”“用养结合”“法制”“道法自然”等生态思想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这必将对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我们将会更有效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正在被我们创造,美好的未来也正在向我们走来,我们定会建成“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美丽中国,那时将会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生态环境更美好。

  〔作者单位: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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